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时尚意识开始觉醒。1979年，一个叫皮尔卡丹的法国人把颜色带入中国。在此之前，中国满大街都是“蓝色的海洋”。在那以后，蛤蟆镜、喇叭裤、牛仔裤、红裙子、蝙蝠衫、杏子衫等开始在中国流行，人们越来越爱美。
1982年，北京市百货大楼，购买布料的市民。那时候，市场上“成衣”很少，人们买布回家自己做衣服、做床单、做窗帘。的确良布料受到追捧，一件纯色的的确良衬衫成为很多时髦女孩的必备衣物。“的确良”也就是涤纶，是英文dacron的音译，这种面料最初在广东按音译被唤作“的确靓”，传至北方后变为“的确凉”，后来大家发现穿起“的确凉”并不凉快，才改成了“的确良”。“的确良”出现后，街头有了色彩。1970年代中后期，随着“的确良”普及，姑娘们纷纷穿上小碎花裙子。到了1980年代中期，风行一时的“的确良”逐渐没落，成为“短缺的时尚”中一段特殊的记忆。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人买布也得凭票。从1982年开始，国家陆续对部分纺织品减收或免收布票，敞开供应，布票一时间“家家有余”。1983年11月22日，商业部发出通告，宣布从该年12月1日起全国临时免收布票、絮棉票，1984年也不再新印发。通行了30年的布票终于废止。
1983年，北京民族文化宫的一次服装表演。1979年春天，皮尔卡丹推动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大地上第一场时装表演。当年3月10日，由外贸部、纺织部、轻工部联合主办的时装表演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八名法国模特和四名日本模特缓缓走上中国第一T台。第二天，时装模特们参观长城。在春寒料峭的长城上，法国模特穿着靓丽服饰翩然起舞，而彼时的中国，满大街都是“蓝色的海洋”，蓝、灰、绿是人们服装的主色调。皮尔卡丹曾说：“我觉得我为中国也做了一些贡献，就是把颜色带到了中国。”
1986年，在天安门金水桥上举行的一场时装表演，引起路人围观。把时装表演带入中国的是法国人皮尔卡丹。1980年，中国大陆第一支时装表演队——上海市服装公司时装表演队悄然诞生。1985年7月，中国模特首次登上法国T台，为皮尔卡丹走秀，欧美时尚圈第一次感受“东方脸”的魅力。
1988年，北京龙潭湖，穿着时髦的女郎。从1978年到1988年，改革开放短短十年，中国人在服饰上的变化可谓今非昔比。十年前，中国人服装样式单一、颜色单调，十年后，中国人的服饰已经走上多样化之路，尤其是女性着装愈加丰富和大胆。
1992年，北京天坛祈年殿，闻名世界的奢侈品牌路易威登（LV）在做产品展示。这一年， LV登陆中国市场，首间专卖店在北京王府饭店开业；两年前，另一国际奢侈品大牌卡地亚以拓荒者身份进入中国。整个90年代，由于中国有了新富阶层，国外奢侈品大牌看中中国人的购买力，纷纷开拓中国市场。在卡地亚和LV之后，香奈儿、Gucci、Dior、爱马仕、乔治阿玛尼陆续进入。如今，中国人对全球个人奢侈品市场的贡献超过30%。
1986年，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交换住房信息的人们。随着商品房时代的开启，住房制度改革也不断深入。1980年中国一些地方开始进行住房商品化的探索。1992年以后，劳动人民文化宫不再举办“换房大会”； 1998年中国房改进入实质性阶段，这一年，住房彻底纳入了市场经济的轨道，“换房”退出了我们的生活。
1981年，北京西单商场，在柜台前看黑白电视的人们。1958年，中国生产出第一台黑白电视机，1970年中国第一台彩色电视机出厂。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电视工业生产能力有限，电视机在中国属于奢侈品，普通人家很难买得起。1980年11月，电视机“敞开供应”，“万元户”们成了最早的消费群体。从1980年到1985年，全国共引进113条彩电装配生产线，在这股引进风潮中，诞生了长虹、TCL、康佳、创维等诸多国产名牌，电视机逐渐走进中国普通家庭。
1987年，广东广州，服务员列队欢送顾客。计划经济时代，由于物资短缺，是卖方市场，国营饭店、商店、菜市场服务行业的营业员普遍态度较差。随着市场经济逐步完善，物资逐步丰富，形成买方市场，服务行业营业人员的态度发生了巨变。
1992年，北京，麦当劳餐厅。这一年，麦当劳登陆中国北京，首家店位于王府井，拥有700 个座位，29 个收银台，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麦当劳餐厅，开张第一天就吸引了4 万多名顾客，汉堡和薯条成为时尚的饮食，麦当劳也成为国内游客体验美国文化的场所。这并非第一家登陆中国大陆的麦当劳餐厅。早在1990年，深圳就有了中国首家麦当劳。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集中了一大批“先富裕起来的人”。吃麦当劳代表了新富阶层新的消费方式。当时流行的汉堡吃法则是先刮掉芝士，而后吃掉牛肉饼，再吃掉生菜，最后就着可乐吃完上下两片面包。
1988年，柳州，女职工在工厂里做工间操。工间操是特定时代的产物。1952年，毛泽东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题写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12个大字。1954年，周恩来提出“健康的身体是建设和保卫祖国的一个重要条件”,“政务院可考虑发个通知，提倡早操和工间操，先在北京的中央各机关试行”。随后，政务院发出《关于在政府机关中开展工间操和其他体育运动的通知》，要求各单位正式规定在每天上午和下午的工作时间中各抽出10分钟做工前操、工间操。此后，工间操盛行，但在“文革”期间基本中止。改革开放初期，各机关、学校、单位又开始恢复了做广播操的传统，中国到处可见“全民做广播操”的盛景。然而，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社会变革和工作节奏的加快，做广播操的人数又大大减少。
1982年，上海外滩，过马路的小学生。改革开放后，上海在城市治理方面走在了时代前列。
1991年，上海，光新路口。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自行车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属于奢侈品。人们生活富足的一个象征，就是“骑着倍儿新的自行车，带着彩花的暖水瓶”。1978年后，随着生活逐步改善，耐用消费品需求全面增长，“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成为大城市人们结婚置业的必备物件，但自行车仍属于“凭票供应”的紧俏商品。1984年7月，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报告，要求三年内做到名牌车敞开供应，取消票证。1986年9月，上海市取消自行车票证，敞开供应。飞鸽、永久、凤凰成了很多年轻人梦寐以求的名牌车，凤凰甚至打出了“独立，从掌握一辆凤凰车开始”的广告语。到1989年，全国共有自行车2亿2千万辆，平均每分钟有63辆车出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满大街都是自行车，中国成了名副其实的“自行车王国”。
1988年，广东街头。上世纪70年代有句顺口溜“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1978年，计划生育政策被载入宪法。1980年，党中央向党员、团员发公开信提倡“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这标志中国一孩政策正式出台并全面实施。从1980年到2015年，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了35年。
1983夏天，天安门广场上读书看报的人。十年“文革”，中国成了文化荒漠，很多书成为禁书。1977年，邓小平果断决策恢复高考，一代人的命运乃至国家命运都由此改变，中国迎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图书馆解禁，出版业解禁，一时间社会上广泛掀起读书热潮。整个八十年代被称为“全民阅读”的年代，仿佛人人都在谈论文学和哲学，谈论诗歌和小说。就连征婚广告上，如果打上喜爱文学，会写诗歌，收到的来信就特别多。八十年代在北京生活的人可能都有类似的经历：年轻人下班，自行车框里放着西红柿和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公交车上中学生的书包里，都有一本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
1985年，北京街头，背着吉他骑自行车的青年。改革开放之初，邓丽君的“靡靡之音”、罗大佑的校园民谣打开了那时年轻人的音乐视野。西方的摇滚乐和乡村音乐也传入中国。曾经，成方圆抱着吉他弹唱的形象迷倒了一大批男女青年。1985年，成方圆还翻唱了当时英国著名乐队“威猛乐队”的主打歌曲。“威猛”乐队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支登陆中国的西方摇滚乐队。1985年4月10日，威猛乐队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演唱会，至少15000名观众观看，尽管现场过于安静，但却激发了中国年轻人对西方文化的好奇心。第二年，名不见经传的崔健穿着一件大长褂子、弹着一把吉他，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吼出了他那首中国摇滚作品的开山之作——《一无所有》。
1992年，北京北太平庄，卖书摊前《王朔文集》的“宣传海报”。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王朔的文学作品受到广大青年的热捧。《千万别把我当人》《过把瘾就死》 《我是你爸爸》……这些作品迎合了商品经济大潮下年轻人的心理，但在狭窄的主流话语体系里，他被看成是“痞子”。王朔的作品不断被拍成影视剧，《渴望》《编辑部的故事》《阳光灿烂的日子》《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都改编自王朔作品，九十年代初曾经家喻户晓的电视剧《过把瘾》也有王朔作品《过把瘾就死》的影子。
1993年，北京，中国美术馆院内，准备入馆展出的罗丹雕塑“思想者”。“文革”结束之后，中国美术馆迎来新时代。1978年中国开放之初，《法国19世纪农村风景画展》在中国美术馆拉开了帷幕，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举办的一个外国美术展览。此后，陆续有外国名家作品在中国美术馆展出，中国观众眼界大开。罗丹是最早被介绍到中国的西方现代艺术家，早在1920年，《新青年》上就刊登了罗丹的四幅作品，《思想者》就是其中之一。1993年，《法国罗丹艺术大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113件原作来华展出，《思想者》就放在美术馆大楼门前院子里。在一个月的展期内，观众超过十万人，成为美术界一大盛事。
1985年，北京东城，市民在街上购买大白菜过冬。在计划经济时代，市场尚未成型，冬天很难吃上新鲜蔬菜，于是，大白菜就成了北方人冬天餐桌上的主角。上世纪80年代，北京人一到冬天，家家户户就赶紧抢购大白菜，整齐地摆放在家中的窗台上、楼道里、院子里，甚至路边街角。从1959年起，北京市政府每年都要动员各种资源进行大白菜销售、贮存，这便是“冬贮大白菜”说法的由来。为了统一协调指挥冬贮大白菜的集中上市，北京市专门设立了 “秋菜指挥部”，分市、区两级，市秋菜指挥部由副市长挂帅，计委、商委、财政局、物价局、菜蔬公司、交管局、运输局、公安局、环卫局、气象局等多个部门的主管领导参加。直到1997年10月，大白菜成为北京最后一种价格放开的蔬菜，“秋菜指挥部”退出了历史舞台。
1988年元旦，天安门城楼正式对外开放，这是中国政治民主进程中的一件大事。第一天，登上城楼的中外游客共计2000多人次，游客们情不自禁地模仿当年毛泽东向民众挥手致意的姿势。天安门在中国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1984年9月，一位署名“华兴”的老人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写信，希望开放天安门城楼。经过四年的妥善筹备之后，1988年，天安门城楼正式开放，中外游客都可以登临这一曾经神秘的政治舞台。天安门从神坛走向普通大众，颇具象征意义。
1980年，广州高第街小贩。高第街小贩最初卖的都是亲友从香港带回来的时装，这里后来成为外地人来广州必逛的地方，也是全国服装“倒爷”进货之地。我国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几乎同步。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大批知青返城，全国各大城市出现了第一批“个体户”。在广州，高第街的卖服装的小贩最初也都是回城知青，这位姑娘躲在柜台下面警惕地东张西望，担心被同学或朋友看见。那时候，个体户比起在国营单位的人显得低人一头。可是用不了多久，这些个体户中出现了中国第一批“万元户”，成了人们羡慕的对象。
1985年，广州，两位女兵在推销部队工厂生产的美容用品。这一年，中央决定支持军队自办企业，以解决财政紧张、军费不足的困难，并对军队提出了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要求。1985年6月，邓小平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军队减少员额100万，世界为之震惊，此时中国军队总员额为400多万。邓小平说，人民解放军过去“只讲数量，不讲质量。现在改变了，讲质量，讲真正的战斗力”。以百万大裁军为标志，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进入和平年代。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广东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很多外地干部来此取经。这是1982年，蹲在广州街头看“风景”的外地干部。三个身穿中山装的人的蹲姿很扎实，很典型，也很有象征性，摄影师将之称为“中国的思想者”。
1982年，广州渐渐成为中国的“购物天堂”。这两位外地出差者在广州火车站广场背着采购来的物品去托运。“八十年代看广东，九十年代看浦东”，整个八十年代，广东都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外地人乐于到广州采购冰箱、彩电等新物品。
1980年，广东开平，服装厂的女工们隔窗往外看。改革开放初期，广东珠三角地区出现了大量外商投资建立的“三来一补”式工厂，叩开了国家外向型经济的大门。三来一补是“来料加工”、“来料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的简称。“三来一补”企业从东莞出发，后来遍及珠三角乃至全中国，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当国企职工还在吃大锅饭的时候，珠三角的工厂已经开始试行计件工资制度。
1982年，广东东莞，在珠江三角的服装厂，客家女特有的裙式遮阳帽子挂在工作台上。在工厂里，管理者和技术工人一般是男性，而女工多在生产线上。那个年代的农村女孩，出去打工基本上都是去了服装厂。
1986年，广州火车站广场，历经千辛万苦到达广州的打工妹或坐或躺在行李上休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广东被内地许多年轻人视为天堂。他们南下广东打工的故事被改编成电视剧《外来妹》，火遍大江南北。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释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农民开始了从农村向城市的远征，农民工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然而，中国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根深蒂固，农民工被城市认同和接纳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很长一段时期内，加在这些进城农民身上的词汇是带有贬义的“盲流”，即盲目流动人口。如今，近三亿农民工已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1987年，深圳市在广东省山区招工，在五华县水寨镇政府院内，一群来报名的少女排队量身高。这位少女低垂的眼帘流露出对背井离乡的惆怅，腿也越量越弯。
1988年，广东东莞，一家“来料加工”工厂的食堂外，女工们在排队等待。改革开放前，东莞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以农业生产为主，改革开放后，凭借靠近港澳的地缘优势，东莞开始积极发展外贸业务，利用低人力成本优势发展对外加工业，被称为“鞋都”、“家具之都”、“服装之都”、“世界工厂”。东莞还被称为 “打工之城”，据统计，1988年东莞被设为地级市时，外来务工人员占了全市总人口的近4/5。
1995年，广东广州，搬屋工人在宿舍看电视。在当时的户籍政策下，农民外出打工必须持有身份证、务工证、暂住证，否则会被以“三无人员”遣返回家。他们在用自己的努力争取生存空间，非常艰难。
1984年，广州白天鹅宾馆的时装表演，这是广州首次时装表演，模特是白天鹅宾馆的拥有者霍英东从上海请来的。时装表演曾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公开表演之前，先进行了一场“内部”的表演，坐在前排的都是党、政、军的首长。
1985年初，广州市团委为了配合“两个文明建设”和“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策划了一次选美活动，叫做“首届羊城青春美大赛”。这在中国的大城市还是第一次。550多位年轻人前来参赛。预赛先进行笔试，包括数、理、化等自然科学，以及时事政治、文学和地理的知识，有一道题还问到《蓝色多瑙河》是哪国作曲家写的，叫什么名字？“考官”对每位参赛者从表达能力、形体气质、容貌仪表等方面进行考核。广州服装公司时装表演队的演员们虽然服饰华丽、步态大方，但文化水平低，在表达能力和涵养方面被扣了不少分。白天鹅宾馆的谢若绮穿一身蓝色的丝绒连衣裙，潇洒而端庄，脸上带着稚气，开口一笑很是动人。她和考官以英语和日语问答更是语惊四座。初赛之后，选美遭到社会非议。经过主办单位多方努力，总算使这次选美幸免夭折，坚持到决赛。
“首届羊城青春美大赛”参加决赛的选手合影。“首届羊城青春美大赛”男子决赛冠军是汪子健，女子冠军是谢若綺。前排女生从左至右：吴若鹤，24岁，广州市岭头疗养院医师；冯巧英，20岁，白天鹅宾馆收款员；关明珠，25岁，经营服装个体户；何綺，21岁，白天鹅宾馆宾客联络主任；谢若綺，21岁，白天鹅宾馆服务员；王妙云，23岁，广州市电信局营业员；杨慧芬，23岁，广州市供电局描图员；任小玲，20岁，广州市文化局团委干事；张南萍，23岁，市一商总公司 团委干事。后排男生从左至右：冼绍平，23岁，中山大学图书馆助理馆员；陈枫 23岁，广东省划船队 运动员；周为，23岁，广东省广播电视学校学生；郝敬华，28岁，花园酒店值勤经理；周志国，26岁，广州合金钢厂武装干事；黄平山，23岁，中国大酒店保安员；汪子健，26岁，铁路局防疫员。
1992年，模仿挂历女郎姿势的大兴安岭女工。八九十年代，人们全凭墙上的一纸日历或挂历计算着日子。每逢岁末，家家户户都会郑重其事地换上一副新挂历，挂历上的图像丰富多彩，而其中最受欢迎的，还要数美人挂历，挂历女郎由此登场。挂历女郎在八九十年代火遍大江南北，成了很多女孩模仿的对象。很多明星比如蒋勤勤、周迅、瞿颖等都曾当过挂历女郎。
1985年广州新华电影院的歌舞厅在白天开老人场。那年头，因应广州开始出现夜生活的需要，广州引进了先进的音响设备和炫目的灯光设备，开设了几间歌舞厅。但是因为年轻人都不会跳相对斯文的交谊舞，却喜欢跳没有什么规矩、可以自由发挥的迪斯科。可是没过多久，文化管理部门认为迪斯科的音乐是属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靡靡之音，迪斯科舞更像是“群魔乱舞”，于是下令这些舞厅关门歇业。过了没多久，中山五路的新华电影院的歌舞厅在白天开设了老人场，吸引了许多退休的老干部来跳舞。于是，全市的歌舞厅都顺理成章地重新开放了。当然，夜场也就关不了了。
1984年，由上海电影译制的美国大片《超人》在全国公映，这是广州中山五路的海珠路口，儿童电影院的《超人》海报。“文革”期间，能在全国公映的译制片少之又少。很多观众能对“文革”时期引进的阿尔巴尼亚电影如数家珍，因为那时由于中国与阿尔巴尼亚的特殊关系，从阿尔巴尼亚引进的影片最多，后来也从朝鲜、越南和罗马尼亚引进译制片。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曾深深感动一代中国观众。改革开放后，“文革”禁忌打破，外国影片不再是“封资修的毒草”，很多欧美大片开始进入中国影院。同时，“文革”期间只供“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观看的“内参片”，比如《魂断蓝桥》《音乐之声》《简爱》《巴黎圣母院》《基督山恩仇记》也纷纷被引进中国，开始公映。译制片在八十年代滋润了中国人的文化生活。那时，上海电影译制厂引进的外国电影最多，“剧本翻译要有味，演员配音要有神”是上译的十四字厂训。然而，随着互联网的发达，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厌烦配音演员的“翻译腔”，大量外国电影涌入并在民间完成字幕译制，译制片已经告别了八十年代的辉煌，走向没落。
20世纪80年代，广东潮汕的民间录影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影碟机尚未普及，互联网刚刚萌芽，难以满足年轻人的文化娱乐生活需求。期间香港电影以录像带的方式传入内地，于是录像厅开始在全国城乡遍地开花，大都播放港片，武打、警匪、色情片轮番上演，父母和老师都视录像厅为洪水猛兽。岁月流变，录像厅时代早已远去，随之消逝的还有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1984年，广东广州，首届“美在花城”博览会上，无痛免费穿耳的广告吸引了不少爱美的姑娘。正在穿耳的姑娘一脸泰然，倒是一旁看的大姐龇牙咧嘴，“心痛”不已。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经过多年的“斗私批修”的政治运动，人们心中压抑多年的欲望在“改革开放”后都开始释放出来了。
1989年，黑龙江依兰县政府接待科长一家。女主人烫着时髦的卷发，男主人一身“干部”打扮。房间里的各种家具都很讲究，石英钟、黑白电视、双卡录音机，收录机下面的桌子上写着“北京”字样。这可算是中国八十年代最早一批的“小康”人家。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中国经济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第一步，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1991年到二十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
1985年，广东广州，北方某“气功大师”来授课，听众们正举手“接收”大师向他们发来的气功。在当时的“气功热”中，争议最为激烈的就是“气功”所引发的“特异功能”是否为“科学”，这一论战吸引了气功师、科学家、媒体人的介入，气功界人士将此现象视为某种“神秘化的意念能力”，而科学家们则将此视为“生命科学”的未知领域。1994年，中央下达了《关于加强科学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点明要破除伪科学，这场争论才告结束。
1990年，云南普洱，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在做广播体操。改革开放初期，各机关、学校、单位开始恢复做广播操的传统，中国到处可见“全民做广播操”的盛景。然而，随着社会变革和工作节奏的加快，做广播操的人数又大大减少。
1996年，广东广州，外地姑娘组成的时装模特表演队在酒店表演。她们从午后到夜间，每天在饭店、游乐园、酒吧和夜总会间奔波赶场。酒店表演在那时已形成一个产业。
1996年，广东广州，理发店里打“大哥大”的顾客。“大哥大”是手提电话的俗称，也被人们形象地称之为“砖头手机”。全国第一个大哥大用户在广州产生，他叫徐峰。徐峰曾回忆道：“1987年11月21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成为中国第一个手机用户。虽然购买模拟手机花费了2万元，入网费6000元，但是手机解决了我进行贸易洽谈的急需，帮助我成为市场经济第一批受益者。”
1985年，广东珠海，花农们每天清晨都乘船去澳门卖花。珠海湾仔有“鲜花之乡”的美称，所产鲜花主要输往澳门。湾仔花农到澳门卖花的传统已有上百年历史，改革开放后，珠澳两地的边境贸易重新开放。花农去澳门卖花需要当地政府开具边境小额贸易证，但不是所有人都能拿到证件，而是靠抽签来决定。当年，内地普通人是不能去澳门和香港的，但是到珠海旅游的时候可以坐船参加“澳门环岛游”，远观澳门。
1994年2月， 从安徽省徒步推着独轮车到上海找活的农民工。1984年，《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城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发布，文件规定，有经营能力、有固定住所或在乡镇企业单位长期务工的，公安机关应准予落常住户口。这是1958年以来政府首次放宽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终于获得“迁徙自由”。这些摆脱了土地束缚的年轻人，从全国各地的乡村奔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他们大部分选择乘火车出行，也有一部分做出徒步千里的壮举。这些朴素的行为背后是农民工为了生活付出的艰辛努力，独轮车承载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望。
1993年1月25日，大年初三。在阜阳火车站广场上经过两天一夜的露天排队，开往上海西站的“闷罐车”农民工专列即将启动，商贩们在“闷罐车”外售卖食品。这趟“临时专列”需要为其他客运列车让路，白天停夜间走，至少三天后才能到达上海。这种车又叫“棚代客车”，一般根据铁路调度插空行驶。“春运”也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词汇，最早出现在1980年的 《人民日报》上。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铁路运力不足，为了满足“春运”需求，铁路部门临时将货车改为客车使用。“闷罐车”内条件异常简陋，没有座椅，没有暖气，更不可能有餐车。只有少数小铁窗能让里面的人们呼吸上一点儿新鲜空气。
1996年春节，上海第二毛纺厂，一群打工妹唱卡拉ok。她们来自安徽六安地区，由于春运紧张，她们没有买到火车票，无法与家人团圆。厂里在大年三十组织了联欢会，有的女工一边唱着“潇洒走一回”，一边流眼泪。
1995年春节，上海寅丰毛纺厂车间里，因买不到返乡火车票而在上海过年的外地打工妹。她们都是一线纺织女工，春节无法与家人团圆。
1987年3月，深圳蛇口工业区，两位农民工高举镐头在工地上干活儿。1979年之前，蛇口在地界上隶属于广东宝安县。这块面积只有2.14平方公里的土地，却成为中国最先开放、最先改革、最先崛起的地方。1979年，主持招商局工作的袁庚向中央政府要了蛇口这块地，搞“面向海外”的工业区，探索中国未来的经济走向。招商局是中国政府在香港的全资国有企业。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的要求是：“不给你们钱买船建港，你们自己去解决，生死存亡，你们自己管。”1979年7月8日，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正式破土动工。此后，蛇口创造的经济奇迹和民主、宽松的发展环境，被称为“蛇口模式”，对我国全面推进改革开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二年，深圳成立经济特区。蛇口工业区建设，农民工功不可没，可以说，没有他们，就没有蛇口奇迹。
计划经济年代，中国城市实行分房制度，国家统筹统建，再根据职工的工龄、级别等条件分房，产权归国有。那时，房屋的分配其实是一种福利待遇，但是职工分得的房屋有可能离单位远，或者父母年迈需要照顾，这时就产生了换房需求。开始时人们偷偷摸摸地进行，到了1982年，上海市民自发形成了包括卢湾区淡水路、徐汇区跳水池、虹口区昆山花园等一批自由换房市场。1991年3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制定《上海市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在全国首创实施住房公积金制度，全面推进房改，住房由福利分房向商品化、市场化供应转型，是中国住房改革的破冰之旅。
1993年，上海一家毛纺厂的车间里，机器被闲置一边，职工无所事事。计划经济时代“国企不会倒闭”的观念在许多职工心目中根深蒂固。存在着“职工吃企业大锅饭，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弊端。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国企职工的“铁饭碗”开始逐步被打破。1986年8月，沈阳防爆器械厂成为1949年以来第一个宣告破产倒闭的国有企业，工厂职工成为1949年以后的第一批下岗职工。这一改革试验，被誉为“惊天第一破”，犹如一股巨大的冲击波，突破了人们思想上的藩篱。
1992年3月，上海柴油机厂签劳动合同大会，从此，全厂职工由固定工改为合同工，被端掉了“铁饭碗”。工人在签合同时的心情都非常忐忑、复杂和凝重。这是中国国企改革的一个节点，国企职工的下岗也自此开始。
1992年，砸掉铁饭碗之后，上海柴油机厂的职工来到车间向管理者要活干。在此之前的3月，上海柴油机厂召开全员签订劳动合同大会，全厂职工由固定工改为合同工，实行计件工资制度。1992年初，以徐州国营企业改革为发端，国营企业掀起了一股以“破三铁”，即“铁饭碗”、“铁工资”和“铁交椅”为中心的企业劳动、工资和人事制度的改革热潮。此后，东北、京沪、四川等地的老牌国营企业也纷纷以深化改革的名义大幅裁员，大批工人下岗。
1995年5月，经过多轮筛选，18名上海纺织女工从5万人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空嫂”。她们经过了四个月严格培训并通过考核后，于虹桥机场举行登机仪式。1994年，上海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纺织业55万多人面临下岗。为了拓展再就业渠道，上海航空公司破例在纺织女工中招聘14名空乘引来5万多人应聘，最后，招聘由14人扩招至18人，史称 “空嫂冲击波”。
1992年4月13日，上海市在人民广场举行大型用工招聘会，一家外企招聘官与应聘者。上海国企实行“破三铁”之后，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凸显，为了拓展就业和再就业市场，上海市举行了这场招聘会，上万人参加。
1998年农历大年初二，上海棉纺九厂的一位厂领导脚踩已经砸碎的老纺织机器沉默不语。春节长假过后，他将带领下岗的全厂职工进行二次创业。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国务院推出了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新思路：一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施产业结构调整；二是实行“抓大放小”，实施放开搞活的措施。这轮国企改革大量国企工人下岗，“下岗工人再就业”成为当时的社会热点之一。
1991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门外，一位股民用望远镜了解股票行情。上海证券交易所在1990年12月19日成立当日，仅有30种证券上市，其中，5种国债，8种企业证券，9种金融证券，8种公司股票，但它开启了中国资本融资融券市场的先河。
1992年，股市升温，上海万国证券外聚集了大量股民。万国证券成立于1988年，是当时国内最大的证券公司，倒卖国库券是其主要业务之一，它的总经理管金生有“中国证券教父”之称。1995年，万国证券作为空头主力，在国债期货市场上违规交易327合约，操纵市场巨幅波动，使无数投资者血本无归，史称“三二七国债期货事件”。管金生由此身陷牢狱17年。一年后，万国证券被申银证券接收，合并成立了申银万国证券公司。
1992年9月，当上海市民正在为股票、期货而狂热的时候，远在西部的青海格尔木街头，彩票热才刚刚兴起。爷爷的彩票没有中奖，孙子哇哇大哭。满地的奖券，撕碎了多少梦想。
1992年9月，上海浦东开发指挥部门前，寻找开发项目的国内外投资者。1990年4月30日，国务院宣布开发浦东。1990年5月3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和浦东开发规划设计研究院在浦东大道141号挂牌成立。浦东开发，让上海再次成为中国经济成长的龙头。
1994年7月，山东省沂南制鞋总厂的干部们在厂门口等待外商。他们等到凌晨近一点，也没有看到外商的影子，原来是因为路况和通讯问题，外商根本没有启程。当时，为了吸引外资，各地政府纷纷出台“外商在华投资优惠条件”。很多地方为了发展经济，招商心切，因而，时有被外商放鸽子甚至被骗的事件发生。
1992年10月，西藏拉萨街头的温州小贩。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美剧 《大西洋底来的人》在中央电视台热播，剧中男主人公麦克o哈里斯戴蛤蟆镜的形象成为城市青年热衷模仿的对象。于是，一些精明的个体商贩抓住契机，做起了蛤蟆镜生意。这些商贩中，最特殊的莫过于温州人。温州是中国民营经济和市场经济起步最早，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温州人就从境外走私各种货物，并在家乡建厂生产小商品。随后，十几万温州人走南闯北，兜售他们的商品。温州小贩是中国改革开放后进入藏区的第一批商人，他们在拉萨街头售卖小商品，不辞辛苦、精明肯干，为藏区经济带去了活力。
1991年，上海南京路13家商店推出“开门第一曲”服务，配着音乐，营业员站在门口迎接顾客到来。上海市商业系统实行劳动制度改革，消费者初次尝到“上帝”的滋味。在计划经济时代，国营饭店、商店、菜市场等服务行业的营业员，对待顾客的态度问题一直是个难题。
1992年12月，上海华联商厦，香港著名美容师郑明明女士在柜台推销增白化妆品“奇妙换肤霜”。郑明明出生在印尼，成年后致力于美容事业。改革开放后，“美容”开始走进青年人的生活。1983年上海《青年报》就如何看待青年美容问题发表了文章。这一年，“露美美容院”在上海市淮海路马当路口开张，开业当天门外就排起长队。那时做一次全套美容要20多元，简易美容一次8元，这在当时的上海已经属于高消费。作家程乃珊回忆说：“当时的女人如果能一直在露美做头做脸，是一种身份的象征。那时的时髦女郎流行一句话，‘阿拉是到露美做的美容。’”
1993年2月26日，曾因出演电视连续剧《上海滩》里的许文强而闻名的周润发，首次实地亮相上海，游客将其团团围住一睹真容。改革开放后，随着电影电视文化的发达，普通人的文化生活逐渐丰富，同时，社会上出现了“追星潮”，许多青少年成为“追星族”。
2007年9月25日（中秋节）之夜，薄云遮月。鸟巢工地一位农民工在工具棚里值班。承载着中华民族奥运梦的标志——鸟巢工程，建设高峰期施工人数接近2万人。其中，经过培训考核合格上岗的农民工人数占比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