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养直接起源于镇压反革命运动，它是应对运动中那些被抓的不能判刑、不够判刑、又不愿意放的人。自劳教制度实施以来，被劳教人员最多时达到30余万人。劳动教养对社会造成了无穷的危害。尤其当年的“右派”分子，经历了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大饥饿，很多人殒命劳教所。
1955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出台，其中规定：不能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于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去又会增加失业的，则进行劳动教养。这标志着“劳动教养”制度在中国产生。图为1955年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处理反革命分子大会。
1957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各级党政机关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欢迎大家“鸣”“放”。图为1957年的北京。
“大鸣大放”过程中，毛泽东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全国有55万多人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对这些只有“反动”思想而没有行为的人如何处罚？ 劳动教养派上了大用场。图为1957年，天津第二棉纺织厂，工人在“鸣放”中贴出的大量大字报。
北大物理系学生谭天荣因参加“大鸣大放”，批评毛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被毛泽东封为“学生领袖”，成了“大右派”。1958年11月，他被收容“劳动教养”，直到1969年11月因“战备疏散”遣送回老家。图为1957年北大学生包围右派分子谭天荣（中）。
谭天荣最早被收容劳教的地方叫兴凯湖农场，位于中苏边境，是北京市公安局管辖的一个最偏远和最辽阔的劳改和劳教农场，建于1955年。反右时期，大量的右派分子被送到此处劳教。图为1958年被从北京送到黑龙江北大荒农场的“右派分子”。
同样在兴凯湖接受劳动教养的还有剧作家杜高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何燕明。杜高是1958年被单位送到兴凯湖接受劳教的右派分子，他的劳教期十一年六个月。图为1958年10月，杜高（前中）、何燕明（前左）等在兴凯湖农场。那时他们还不像劳改犯的模样，对未来还充满了期望。
全国各地有很多右派分子劳教和劳改农场。位于甘肃酒泉的夹边沟劳改农场，从1957年10月至1960年年底，关押了甘肃省近3000名“右派”。这些人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的大饥饿。图为2006年，黑龙江兴凯湖农场，当年到此“劳动改造”的人。
“反右”期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负责日语广播工作的吴克泰为单位里的右派分子说了一句同情话，结果自己也被下放劳动改造。图为1958年吴克泰（中）在河北沧县前李寨村接受劳动改造。
四川沙坪农场是右派分子接受劳教的地方，而大堡作业区是未成年人的劳教之地。这些孩子或是流浪儿，或有轻微违法行为。“三年困难”时期，大部分孩子没能逃脱被饿死的命运。图为1962年，曾在大堡作业区被“劳教”的杨泽云（前）被解救后，在中川铁厂工作。
文革后，劳教制度被破坏。1979年国务院制定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规定“劳动教养收容大中城市需要劳动教养的人”。这给各地、各部门肆意利用劳动教养带来便利。 图为1982年，黑龙江花园五大队劳教队员王锁柱被评为劳教积极分子。
1982年，公安部颁布《劳动教养试行办法》，扩大了劳动教养对象。图为1985年，山东省第一劳动教养管理所里，女劳教学员正在上文化课。
1980年，国务院建立了所谓的“收容审查”制度。1982年1月，公安部颁布《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又扩大了劳动教养对象。图为1986年6月，北京团河农场，被教养的人们在警察的监督下出工。团河农场1955年9月成立，这里也曾经是右派被集中改造之地。
1983年开始的“严打”更使劳动教养严重泛化。图为1986年，河北秦皇岛，关押在劳教所的女青年。
进入1990年代，劳动教养开始主要针对小偷、卖淫嫖娼、吸毒、破坏治安等行为。图为1995年，中国劳教所里被劳教的女青年与她的监管干部。
2005年，公安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劳动教养审批工作的实施意见》，将赌博、淫秽物品相关行为纳入劳教调整范围，最高刑期从四年缩短为两年。图为2005年9月5日，在湖北十堰劳动教养所内，母亲抱着孩子等待与被劳教的丈夫见面。
2009年，中央政法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的意见》，正式将“违法闹访者”纳入劳教对象。图为2006年11月22日，西安，20名劳教人员从劳教所民警手中接过捐赠的棉被、棉衣。
为应对日益严重的信访压力，各级政府为“截访”竭尽全力，劳动教养成为最重要的手段。图为2011年11月，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劳教所举办2011年度美容班结业典礼，90位劳教人员领到了职业技术证书。
近几年，学界废止劳教的呼声日益高涨，尤其是任建宇案和唐慧案，更加快了这一进程。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图为2012年5月，石家庄劳教所，劳教人员在做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