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陈独秀签署了党史上第一个反腐文件。自此后，从江西瑞金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伏法，延安时期原陕甘宁边区贸易局副局长肖玉璧被枪决，到刘青山、张子善被判处死刑，以及改革开放后处理的一系列腐败大案，党在反腐的道路上一路披荆斩棘、屡出重拳。
1926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发出《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这是党史上第一个反对贪污腐败的文件。自此，土地革命、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党一直未放松廉政建设。图为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会场。毛泽东在会上告诫共产党人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
1949年进城以后，由于新政权极大地控制了生产原料和生产产品的购销渠道，权钱交易几乎不可避免。中央贸易部和中央财政部是重灾区，估计贪污人数占职工总人数的30%至50％。图为1951年2月1日，中央贸易部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召开全体工作人员大会，批斗贪污分子。
当天要批斗的贪污犯有7名，其中包括薛昆山和宋德贵。薛昆山原为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非法所得财产达23亿元。宋德贵为原公安部行政处处长，贪污6.4亿元以上。他们都被判处死刑。图为1951年2月1日，公审7名贪污犯现场。
1951年11月，关于刘青山和张子善贪污的报告摆到了毛泽东面前。后调查发现，各省甚至军队的贪污之风也在盛行。于是，1951年底，毛泽东发起“三反”运动。刘青山和张子善案被称为“共和国反腐第一案”。图为1952年2月10日，保定市举办公审大会，刘青山被押入会场。
刘青山和张子善是老战友，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建立了功勋，建国后刘任天津地委书记，张任地委副书记兼天津地区专员。两人依仗权力，假公济私，被张子善的副手李克才举报。毛泽东同意对二人处以死刑。图为1952年2月10日，保定市举办公审大会，张子善被押入会场。
1951年12月28日，北京市第三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在中山公园开幕。图为北京市协商委员会主席彭真在大会作关于“增产节约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报告，号召全市人民检举贪污分子。此时，“三反”运动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
运动初期，充分发动群众揭发检举是首要任务。检举形式多样，既有大会上公开指控，也设立密告箱匿名举报；既组织单位内部揭发，也发动社会力量参与。通过报刊、广播、民主墙报、入户动员等形式进行宣传，即使检举有误也基本不须承担责任。图为沈阳市节约委员会委员在检举箱中取信。
1952年“三反”运动中，上海市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成立了检举接待室，便利各界人民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不法行为进行检举。图为接待室的工作人员正在接待前来的群众。
据华东军区党委的报告：“检举批评者，由一般干部至警卫员、小灶炊事员、司机、参谋、干事，他们知道很多底细，许多是首长不愿检讨反省的事，皆赤裸裸地揭发出来，有些女的再度揭发自己的丈夫。” 图为1952年中南军政委员会邓子恢副主席每日看各方面寄给他的检举信笺。
“寻虎穴，敢怀疑，作预算；找矛盾，搜材料，跟踪追；大会压，小会挤，个别谈；集兵力，即时间，攻堡垒；劝家属，除顾虑，四面攻；分群虎，先打弱，后攻强；有勇谋，内外攻，破同盟；先坦白，后点名，再检举”。 这是“三反”高潮时的《打虎三字经》。图为上海工商界清查小组。
1952年2 月，“三反”运动开始集中力量“打老虎”。各部门各地区开始做出打虎预算，“韩信用兵，多多益善”，把指标向下级单位分配。如打虎数量不多，毛泽东表示“其负责人一定有问题，不是思想右倾，或方法不对，就是自己是贪污犯”。图为“三反”运动中，抓捕贪污犯。
毛泽东曾表示：“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三反”运动也造成了扩大化，很多可能没有问题的人也被当成“老虎”来打。图为1952年2月18日，铁道部公安学校的教务科长吴本熙（吴玉章侄孙），在北京中山公园接受铁道部职工揭发。
1950年代初期，贪污之风也在部队盛行。据不完整的统计，仅一个华东军区，“从1951年1月至10月，因贪污、腐化、盗卖公物、拐款潜逃而被判刑者有1512人，占同期内军纪犯总数的四成以上。”图为1951年，西南军区逮捕贪污犯情形。
在“三反”运动的同时，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向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场“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图为上海市店员在1952年2月7日举行“五反”运动代表会议。
1952年，北京市第三区妇女举行“五反”座谈会。这是开会前，北京市妇联“五反”工作组的同志向参加座谈会的资本家家属、店员家属等讲解政府政策，动员他们积极参加这场斗争，协助政府胜利完成“五反”任务。
最有效率的是亲人之间、上下级之间的揭发。图为1952年上海市太平洋制造厂经理许安卿（左后二）接受家属的劝说，交代了自己的问题。
曾志“三反五反”时任中南局工业部部长。她回忆：“工业部系统‘三反’工作，同其他部门大同小异，搞极左那一套，采取延安整风‘抢救运动’那种方式，比如开群众大会、点名批判、搞逼供信、吊打关押、威胁利诱、车轮战术等，无所不用其极。图为1952年“三反五反”批斗现场。
“三反五反”时期，各单位自上而下，都要主动坦白。在华东军区，“有问题的忙着反省，不能吃饭，睡不着觉，说梦话。其余干部忙着开会。”有人“从人丛中上台，从衣袋中拿出金镯等公开坦白他几年的贪污情形”。图为1952年，上海贸易业的资本家坦白交代违法行为。
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突出地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问题。刘少奇指出：“在党领导了国家政权以后，党内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道德堕落的现象有了某种程度的发展，这种严重现象必须坚决制止……把不可救药的腐化堕落分子清除出党。” 图为八大会场。
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在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上，党正式提出开展“党内反对腐败的斗争”。在十三大上，乔石被选为中纪委书记。图为1987年11月2日，中纪委第一次全体委员合影。
改革开放后，腐败的温床滋生。1995年12月28日，原深圳市计划局财贸计划处处长王建业（左）被判处死刑。图为王建业与其同案犯、情妇史燕青一起接受审判。两人同谋受贿、贪污1300余万元人民币，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以来最大的贪污受贿案。
“远华案”是共和国历史上查处的第一经济犯罪大案，以赖昌星为首的走私集团走私了价值530亿元的货物，偷逃应缴税款约300亿元。此案涉案人员多达500余人，其中厅局级以上干部23人。图为2000年11月8日，涉案的厦门市委原副书记刘丰等12人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
胡长清是改革开放以来首个被判处死刑的副省级高官。1999年8月，时任江西省副省长的他率团参加昆明“世博会”期间，独自出走广州，引起中纪委、中组部注意。经查，他受贿合人民币计544万余元。图为2000年2月15日，南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胡长清死刑。
成克杰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因腐败被判处死刑的国家领导人。成克杰原是广西区委副书记，1998年3月起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单独或与情妇李平共同收受贿赂款物达人民币4109万余元。图为2000年7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成克杰死刑。
进入新世纪，腐败大案、要案层出不穷，贪官屡抓不尽。慕绥新、马向东、王怀忠、陈良宇、张曙光等等，他们都贪，也都被党施以重拳。图为2000年8月19日，一位记者在北京腐败和经济犯罪展上，路过一个模拟法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