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大案要案频发。经邓小平指示，一场上至权贵、下至平民的严打活动开启。这过程中产生了诸如小伙子和朋友打赌去吻过路女孩儿却被判处死刑的荒唐案例，更有不少冤假错案。一轮严打过后犯罪活动数量很快反弹，新一轮严打只好再次跟上。
1983年或1984年春夏之间，山西黄河流域，一个不知名小镇的广场上，正在进行的“公开处理大会”。几十名男女老少被押送到场，低头面向围观的人群。
这次“公开处理大会”上，被处理的人中间有几个女性，她们的罪名很可能是“女流氓罪”。
这些被公开处理的人大都是银行犯罪、打架、偷盗抢劫、团伙犯案和“女流氓”罪。当处理大会结束时，有的人被武警押走，有的人被当场释放。图为一个“犯人”试图挣扎，被警察制伏。
当会议台上的主持人每宣布一个人的罪名，武警就会拿出细绳子冲上来，将被点名的“犯人”五花大绑，勒紧“犯人”的脖子和双肩。
1983年9月19日，严打期间的天津。天津在严打期间，最重要的事件就是枪毙了朱德的孙子朱国华。朱国华时年25岁，是天津铁路局的技术员。他被控奸污女性30人，被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以“流氓罪”终审判处死刑，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1983年8月29日，兰州车站，游街示众的刑事罪犯。
严打期间，兰州被捕人员在卡车上游街，群众在街上在围观。图片拍摄于1983年8月29日。
1983年8月17日，郑州，被用绳串在一起游街的犯罪嫌疑人。
1983年，人们在湖北松滋县人民法院前围观，枪决布告贴满墙壁。
1994年1月，深圳罗湖警方公开处理了一批犯罪分子。随着经济发展特别是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一些犯罪分子进入深圳寻求发展空间。
1993年9月，国庆节前夕，湖北襄樊举行公审大会，从重从快审结一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严重破坏市场秩序的刑事案件，一批罪犯被判处死刑。这是武警战士在刑场上击毙死刑犯的一瞬间。
1996年9月28日，浙江开展严打斗争，公判大会上，戒备森严的武警和即将被处以极刑的犯人。
1996年，广州市打击刑事犯罪公审大会。
2001年4月2日，石家庄特大爆炸案主犯靳如超在公判现场。靳如超是石家庄“3 · 16”特大爆炸案主犯，爆炸案致使108人死亡，38人受伤。这个案子促使2001年4月中央拍板开始第三次全国范围“严打”行动。
2001年2月8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假币案，广东汕尾特大假币案7名主犯在当地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犯罪分子在4年时间里印制假币总额高达6亿余元人民币。图为一名犯罪分子在被执行枪决前吸生命里的最后一颗烟。
2001年4月11日，广州，一名被指控犯有杀人罪行的妇女在听到死刑审判、即将被押赴刑场前仰天叹息。
2001年4月25日，广东东莞，警察在对一名女性进行是否吸食毒品检查。
2001年5月17日，广州，一名警察站在罪犯公审大会现场。
2002年1月2日，江苏淮安，武警将缴获的5000支枪付之一炬。除了1983年、1996年和2001年进行的三次严打之外，公安部在2010年还组织了第四次严打。这次严打进行了7个月，仅是公安部一家的警务行动，法院和检察院不再介入，“严打”回到正常的法治框架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