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美国工程师萨凡奇冒险考察西陵峡，提出了《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国民政府原则上同意。就在三峡工程的前期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之际，1947年5月，国民政府突然命令停止一切与三峡工程有关的设计工作。一切戛然而止。
这里是楚文化的发源地，是伟大诗人屈原和汉时出塞的昭君的故里。在这片山水之中，诞生了波澜壮阔、浪漫神奇的楚辞；其后也有无数的诗词歌赋吟唱这里瑰丽壮美的景观。图为1888年三峡风光。
自从摄影术诞生以来，对于三峡的不吝赞美就再也不限于文字。一些外国摄影师和探险家带着照相机闯入，将三峡捕获在他们的底片之上。1888年，法国驻天津外交代表阿尔伯托·阿马德就乘船游历、拍摄了三峡。图为阿马德拍摄的云阳县城，现在云阳老城已被江水淹没。
与云阳老城隔江而望的是张飞庙，为纪念蜀汉名将张飞而修建，始建于蜀汉末期，距今已有一千七百余年的历史。庙内保存有大量珍贵的字画碑刻，被誉为“巴蜀胜景、文藻胜地”。因三峡大坝建设，张飞庙现已整体搬迁，与云阳新城隔江而对。
除了拍摄风景，这位法国人也走进村落，拍摄了重庆地区乡村的居民。
清末民初，另一位到长江三峡拍摄的摄影师是英国人唐纳德·曼尼，他于1920年代溯江而上，1926年出版图书《扬子风景》，包含了50幅长江沿岸人文及自然风景照。图为重庆万州区万安桥，这座桥包括其所在的万州城已于2003年永沉江底。
比唐纳德·曼尼稍早一点儿到达三峡地区的是美国人西德尼·戴维德·甘博。他于1917年到达重庆、四川成都、理县、遂宁、汶川、湖北宜昌等地，以“他者之眼”记录了这些地方人们的日常生活。图为宜昌，江上帆船和船员。
1917年从重庆乘船去宜昌的路上，在船上划桨的中国人。
三峡地区的居民，靠山水而居，大小船只是主要交通工具。除了偶见西方人的轮船，这里多的是帆船和舢板，也就有了以开船为生的人们。图为1917年从重庆至宜昌，沿江而行的一条船上的三个男孩。
宜昌古称夷陵，“宜昌”之名始于东晋，是巴楚文化交汇之地。屈原故里秭归县就在宜昌境内。长江三峡之西陵峡，西起秭归县香溪河口，东至宜昌南津关，历史上航道曲折、怪石林立、滩多水急、行舟惊险。图为1917年宜昌街头，錾冥纸的小摊。
“西陵山水天下佳”，历代文人都在西陵峡留下佳句。如今，三峡大坝位于西陵峡中段，以三斗坪为坝址。秭归县城所在地归州已完全被江水淹没。图为1917年宜昌街头的修鞋匠。
千百年来，人们在亘古不变的长江边生存、繁衍，生老病死。图为1917年宜昌街头，剃头的人们。
1917年宜昌江边的小吃摊。
在重庆，西德尼·甘博到了万州、涪陵、铜梁、云阳等地。图为重庆，佛图关的仁清门。佛图关位于重庆老城西，两侧环水，三面悬崖，自古有"四塞之险，甲於天下"之说，为兵家必争的千古要塞。古时建有夜雨寺，为古巴渝十二景之一的"佛图夜雨"胜景。
奉节、云阳、万州，这些古城都在重庆辖区内。奉节白帝城、云阳张飞庙、万州万安桥，每一个古城都有自己的文化地标。图为1917年重庆，江边挑水人。
古人在这般壁立千仞的地方建了自己的城，打仗、生儿育女、传承习俗文化。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巫山女神，传说为天帝之女，未嫁而死，葬于巫山之阳，因而为神，在文学史上影响深远。图为1917年重庆，在高处制泥坯的人们。
如果不是孙中山1918年提出长江上游地区应进行水利开发的设想，这里人们千古不变的生活规律或许不会被打破。1924年，孙中山明确提在三峡地区建坝发电的设想。图为1917年重庆，江中甲板上的船员。
1932年，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听从美国顾问潘绥的建议，组织人力对三峡地区的水利水能资源进行勘察。这是在历史上对三峡地区的首次水利勘察。专家报告称，计划在西陵峡内黄陵庙和葛洲坝分别修建两座低水头电站。图为1917年重庆，江边剃头的人。
建电站报告因抗战爆发而搁置一边。1946年，美国《生活》摄影师Dmitri Kessel来到三峡。图为其拍摄的奉节夔门和白帝城。夔门，即瞿塘峡。峡口处的大石头为滟滪堆。因其妨碍航运，已于1958年炸除，“滟滪回澜”成了历史陈迹。
1946年，Dmitri Kessel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北京。他回忆：“1946年，我要去中国拍些故事，杂志负责人威尔逊·希克斯对我说‘如果你还需要更多的经费，可以，但请不要超过两万五千美元’”图为1946年峡谷中的船只。
三峡之行被Dmitri Kessel认为是自己一个特别的经历。他并非独自前行，与他同行的是《生活》画报撰稿人、普利策奖获得者John Hersey，他当时也为《纽约客》供稿。图为三峡纤夫。
三个星期里，Dmitri Kessel拍摄了当年壮美的夔门景观、峭壁之上险峻的古栈道、高唱号子的纤夫等等，将三峡地区的风土人情尽收镜头，成为今人认识三峡不可多得的影像作品。图为江边休息的纤夫。
1946年长江边民居。
1946年长江边。
1946年江边造船人。
这组三峡图片故事并未在1946年发表，直到1956年6月，才终于登上《生活》的版面。而此时，10年过去，中国已换了天地。图为江边集市。
在《生活》摄影师到三峡拍摄之前，1944年4月，美国专家潘绥提交了《利用美贷筹建中国水力发电厂与清偿贷款方法》报告，提议由美国贷款9亿美元并提供设备，在三峡地区修建一座装机容量为1000万千瓦的水电站。图为万州水边洗衣的妇人。
报告受到中国政府重视。1944年5月，著名水坝专家、美国垦务局总工程师萨凡奇应中国政府之聘抵达重庆，对长江上游的水利资源进行勘察，尤其冒险考察了西陵峡。当时宜昌已沦陷，日军前哨就在南津关。图为迎新年的舞龙队。
勘察论证后，萨凡奇提出了《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并在报告的附信中说：“三峡计划之初步报告，是我从事工程40年之一大快事。我能参与研究此项空前伟大的工程，至为欣幸。”图为万州城内万安路十字街。
对于萨凡奇的报告，国民政府在1945年表示原则上同意。1946年，扬子江水利委员会组队进入三峡，对这里进行了地形测量和经济调查；资源委员会也分别与美国马力森公司和美国垦务局就坝区地质钻探、工程设计等事项签署合同。图为吃饭的纤夫。
1947年5月，国民政府行政会议突然命令停止一切与三峡工程有关的设计工作。分析认为，当时国民政正与中共较量，财力欠缺；美国人则担心倘若中国政局发生变故，则有可能无法收回投资。同时，美国人也从技术角度持有保留。图为江边人。
1963年，84岁高龄的萨凡奇谈起三峡：“中国大坝是一定会建成的……只是对于我，已是一个失落了的美好而痛苦的梦境了。”图为1946年的夔门，如今，“夔门天下雄”几个大字已被淹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