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今天的人们来说，莫理循（GeorgeErnestMorrison）是个十分陌生的名字。但在1949年之前，北京最著名的王府井大街南口墙上竟会嵌着“莫理循大街”的英文路牌！原因只是这位“莫先生”曾在此街中段住过。

这个富有冒险意识和牺牲精神的澳大利亚医生，像青年时代徒步穿越澳洲全境一样，迈着坚忍的步伐来到中国，并喜欢上了中国，在中国一住就是二十多年。图为清朝年间的国民形象，面黄肌瘦，双眼无神，浑身破烂。

莫理循简历中记载着他出生于1862年2月4日，本是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从小就特别喜欢旅游。在1894年，莫理循旅游来到中国，游历了中国的南方，一年之后，他的作品《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正式在英国出版。正是因为这本书的出版，他才有机会与中国结缘。

1897年莫理循正式入住北京，展开了他在中国17年的历史生涯。当时中国正处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成为世界的焦点，各国列强对中国也都是个个虎视眈眈。

莫理循西北行是从西安出发，一路旅行至北边的乌鲁木齐，一路上他拍摄了很多照片，这些照片有美景，有人物，有建筑。莫理循对一些关于中国历史的建筑非常感兴趣，有时候遇到这类建筑他一只拍摄一张，而是拍摄多幅照片，然后对这些照片都加上自己详细的叙述。看着这些照片，然后对着他辅助的报道，对他的西北行印象非常深刻。

图为院内一个过了小脚的妇女。莫理循对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也很重视，当时因为戊戌变法被流放至新疆的张荫引起了他的关注。因为早期他就想营救张荫，最终被张荫拒绝了，他一路上都在打听张荫的下落。没想到张老早就被处死。

图为乾州（今陕西乾县），两个乞丐。在日本人逼迫袁氏秘密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时，他得袁之默许，及时地通过自己的澳大利亚同胞（也是媒体同行）端纳先生，将条约的主要内容披露于报端，引起英美的强烈关注，终使日本人未能如愿让中国政府照单全收，多少挽回了中国的国家利益。袁死后他继续受聘于北洋政府。

图为乾州（今陕西乾县），吸烟儿童。由于莫理循服务的是以袁世凯为首领的北洋军阀政权，所以，国民党建立南京政府以后，他和他所献身的那个时代便一并被人们淡忘，偶有提及，也颇为不屑，不是“帝国主义分子”，就是“殖民主义者”。如此而已。

1917年，本欲回国的莫理循，因财力拮据，将王府井家中（今王府井百货大楼一带）的私人图书馆出售。此时，他的馆藏已达24000多册，多是关于中国的各种外文的珍贵资料。他很希望自己的这一大批珍藏能留在中国，甚至慷慨表示：“如果中国人购买，我将把我在北京的不动产，即建有防火设备的图书馆送给政府。”

尽管这是一个中国首都最具现代意义的图书馆，尽管许多外国人和中国知识分子都曾是馆内的常客，但最终的结果是一位日本男爵以35000英镑的价格将该馆买下。日本人凭着这笔丰厚的文化资产，建起了“莫理循文库”，此文库至今还是世界上钻探中国的清末民初史料的宝贵矿场。

莫理循与近代中国，有着太多的联系，他为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工作至生命的最后一刻。而我们与这位献身于中国的外国人，却有着太长时间的冷漠。

图为长武县集市上示众的犯人。1910年，莫理循开始了为时半年的中国西部考察，从陕西咸阳出发，途经甘肃平凉、兰州、凉州、甘州、肃州，出嘉峪关进入新疆，经哈密、乌鲁木齐、石河子，一路西行到达伊犁，尔后向南翻越木扎尔特冰川，经阿克苏到达喀什葛尔，后向西过乌恰，最后到达俄国的奥什（今属吉尔吉斯斯坦）。在此次考察中，莫理循亲历、亲闻、亲见的可靠记录，对于我们了解清末中国提供了非常生动、直接的材料。

位于日本东京都的文京区有一座并不太引人注目的图书馆--东洋文库，最初的名字却叫作"莫理循文库"。其实，东洋文库正是在莫理循的24000册藏书基础上建立的。这正是莫理循当年专门请人为自己的图书收藏设计的藏书票，上面有一只可爱的澳大利亚袋鼠形象，在藏书票的上方还可以看到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的名字

位于日本东京都的文京区有一座并不太引人注目的图书馆--东洋文库，最初的名字却叫作"莫理循文库"。其实，东洋文库正是在莫理循的24000册藏书基础上建立的。这正是莫理循当年专门请人为自己的图书收藏设计的藏书票，上面有一只可爱的澳大利亚袋鼠形象，在藏书票的上方还可以看到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的名字

图为青江驿（今会宁县境内）客栈院内，三个马车夫。后来中国人对莫理循评价是“中国的莫理循”，莫理循不是中国人，但他为中国做的贡献远远超过很多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