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期，纪实摄影恰好赶上了很多国家的工业化变革，因此当时的纪实摄影内容多和工业化发展有关，或关于新型工业产品、或关于道路交通建设、或关于城市化改造……
《讷韦尔德圆形火车头车库》（Roundhouse on the Bourbonnais Railway，Nevers），1860年-1863年，蛋白印相工艺，A. 科勒德
1851年，英国水晶宫举办了首届世界博览会，当时的负责人就迫切地希望能够用摄影的方式记录下这一切，然而因技术问题未能实现。
幸运的是，世博会之后英国政府决定在伦敦锡德娜姆重建水晶宫，而当时的火棉胶湿版工艺已经发展到能够记录重建的全过程。
在1851年至1854年的3年时间里，著名画家摄影师菲利普·亨利·德拉莫特（Philip Henry Delamotto）每周前往工地拍摄，用相机记录下了水晶宫重建的全过程，以及展馆内展品陈列的全过程。后来，很多展会都采用这种纪实的方式记录博览会。
《露天廊柱，花园前门》（The Open Colonnade，Garden Front），约1853年，蛋白印相工艺，菲利普·亨利·德拉莫特
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一些摄影师开始有意识的去拍摄一些工业化时代创造和诞生的相关事物，以记录这个时代，而这类纪实照片的作用在记录工程师艾萨巴德·金多姆·布鲁内尔（Isanbard Kingdom Brunel）制造“东方号”轮船的工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其中，罗伯特·豪利特（Robert Howlett）和约瑟夫·坎达尔（Joseph Cundall）为泰晤士画报和伦敦立体摄影公司拍摄的一批记录汽轮制造过程的照片，由于对光线、构图把握得非常娴熟，获得了一致好评。
《米尔沃尔码头在建的“东方号”轮船》（The “Great Eastern” Being Built in the Docks at Millwall），1857年11月30日，蛋白印相工艺，罗伯特·豪利特
在19世纪中期之后，除了不断被制造的新型工业创新产品，铁路、桥梁等交通设施飞快的建设速度，也引起了摄影师们的关注。
法国铁路巨头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James de Rothschild）男爵，就曾委托摄影师爱德华·德尼·巴尔杜斯（Edouard Denis Baldus）在1855年至1859年的4年时间里，记录了从法国北部港口城市布洛涅修建铁路至巴黎，后向南修建至里昂，最终延伸至地中海港口的全过程。
《里昂拉米拉蒂耶尔桥》（Pont de la Mulatiere），约1855年，蛋白印相工艺，爱德华·德尼·巴尔杜斯
此外，巴尔杜斯也执行一些其他委托拍摄任务，包括法国罗纳河洪灾以及卢浮宫新建的过程。他的作品奠定了当时纪实摄影的典型风格，打开了画报对纪实摄影的需求。
他的纪实摄影对光线细致的处理和把握，使得纪实摄影超越了仅仅记录、再现的功能，带给观众更多欣赏回味的空间。
不过，英国摄影师威廉·英格兰德（William England）的纪实摄影作品，和巴尔杜斯的就有很大不同，他们两人的作品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纪实摄影方式。
著名摄影评论人约翰·沙考斯基（John Szarkowski）这样评价两人的作品，任何人都能从威廉·英格兰德的摄影作品《尼亚加拉瀑布吊桥》里找到共鸣……但是同巴尔杜斯的作品比较起来显得缺乏创意和灵感，这可能是摄影师只想以最直白、最简易的方式向大众传达信息。
《尼亚加拉瀑布吊桥》（Niagara Suspension Bridge），1859年，蛋白印相工艺，威廉·英格兰德
与此同时，充满几何图形的桥梁也成摄影师热衷拍摄的题材。在摄影师路易·奥古斯特·比松（Louis Auguste Bisson）的作品《两座桥》中，摄影师通过对桥梁几何构成的聚焦，突出了传统石头结构和现代钢铁结构之间的对比。
《两座桥》（Two Bridges），年代不详，蛋白印相工艺，奥古斯特·罗莎莉和奥古斯特·比松
其实在大量记录工业化活动的摄影作品中，也包括了劳动者的工作情景，但大部分并非摄影师有意为之。那种关注劳动者工作情况的纪实摄影，直到19世纪末期才真正被发扬光大。
伴随着工业化发展，大量的城市需要更新改造，这也为摄影师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以纪实摄影的方式记录城市化改造的过程。
在1853年法国巴黎城市化改造的过程中，查尔斯·马维尔（Charles Marville）使用火棉胶湿版拍摄了大量旧建筑和街区被拆除的照片。通过对消逝事物所具有的形状和特点的记录，这些作品传达出一种悲伤的情绪，证明了纪实摄影也具有诗意的情怀。
《拆除剧院大街》（Tearing Down the Avenue of the Opera），约1865年，蛋白印相工艺，查尔斯·马维尔
有意思的是，维多利亚时期摄影师对古代文物的发掘和占有也充满了兴趣。
那些记录文物从出土到运输和修复的过程的纪实摄影作品，反映了人们对历史抱有的浪漫情怀和对古老文化遗迹的朝圣心态，也记录了人们将文物安置在现代化环境中的过程。
而且通过摄影，大众对考古的兴趣也日益增长，继而又推进了考古发现的进程，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
《树立拉姆西斯大帝的雕像》（Setting up the Colossi of Rameses the Great），1853年，蛋白印相工艺，菲利普·亨利·德拉莫特
可以想见，对于文物的收藏和修复的狂热，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在面对工业化带来的不安定感时，人们试图寻求历史的传承。
另外，一些仿制雕塑品也激发了摄影师的兴趣，当代有纪念性的雕塑品一度成为一些摄影师热衷拍摄的对象。法国摄影师阿尔伯特·费尔尼克（Albert Fernique）就拍摄了自由女神像制作、运输并安放在美国的过程。
《巴黎，自由女神雕像建设车间一瞥》（Construction of the Statue of Liberty，Workshop View，Paris），约1880年，蛋白印相工艺，阿尔伯特·费尔尼克
总体而言，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为纪实摄影带来了充实的题材，丰富了纪实摄影的可能性，而纪实摄影也为人们和政府机构提供了观看社会现实的新途径，继而展示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