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在华北战场，一个25岁的战地摄影记者悄然失踪，没有人知道他是死是活。他叫方大曾，笔名小方。在失踪之前，他用镜头记录了发生在今天内蒙古境内的绥远抗战；当卢沟桥的枪声打响之后，他更是第一个奔赴卢沟桥前线，留下了“七七事变”的珍贵影像。
这是绥远前线的方大曾。他1912年出生在官宦之家，17岁发起成立“少年影社”。大学期间常外出旅行、拍照。1935年毕业后参与创办中外新闻学社，任摄影记者。近日，学者杨红林研究了方大曾遗留的837张底片，出版了《绥远1936：失踪战地摄影师方大曾的抗战记录》一书。
20世纪30年代中期，华北危机局势下，方大曾很早就将目光对准了民族救亡运动，拍摄了很多学生运动的照片，但是很多都没有保存下来。图为一二·九运动后东北大学学生赴南京进行请愿活动。这是李公朴保存的中外新闻社照片，疑为方大曾摄，现藏国家博物馆。
方大曾1936年对日本人控制下的冀东地区进行了采访。1935年11月25日，在日本人的策划下，冀东22个县宣布“自治”，殷汝耕在通县成立伪政府。图右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一周年纪念彩楼。图左为冀东地区之唐山车站，站牌上有日文标识，站台上飘扬着日本国旗。
冀东包括卢龙、迁安、抚宁、昌黎、滦县、乐亭、临榆、丰润、宁河、通县、三河、宝坻、蓟县、香河、昌平、顺义、密云、怀柔、平谷、遵化、兴隆、玉田等22县及秦皇岛港口和唐山矿区。日本人在该地区大肆进行走私和经济掠夺活动，图为在天津码头装运棉花。方大曾摄于1936年。
伪冀东政权控制下的某纱厂。方大曾在《冀东一瞥》中写道：“冀东……它所以能作出这样成绩，是由于盗取了国家的巨大财政的收入。一年来走私品在冀东各口岸登陆，只由伪组织抽收等于国家关税四分之一的检验费这笔款项的总额已在一千万元以上了。”方大曾摄于1936年。
1933年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在华北推行“毒化中国”政策，设立“花烟馆”，使烟馆成为吸毒和嫖妓的混合场所。图为在戒毒所内治疗的吸毒者。李公朴保存的中外新闻社照片，经鉴定为方大曾摄，现藏国家博物馆。
1936年5月，在日本关东军指使下，蒙古王公德王成立伪“蒙古军政府”，与中央政府决裂。蒙古王爷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尤其是在内蒙古地区及周边成立绥远、察哈尔、热河三省之后，矛盾加剧。图为绥远地区的蒙古上层王公，方大曾摄于1936年12月。
1936年11月，德王及李守信、王颖等地方势力对绥远地区发动战役，绥远抗战打响。绥远相当于今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鄂尔多斯市、乌海市的海勃湾区和海南区、包头市、呼和浩特市及乌兰察布市大部（除化德、商都外）。图为当地蒙古族同胞举行集会支持抗击日伪军。方大曾摄。
1936年12月4日，在匆匆结束了对冀东的摄影考察后，方大曾从北平登上了开往绥远前线的列车，第二天清晨到达绥东军事重镇集宁，开始对绥远抗战进行影像记录。图为紧急奔赴绥远前线的士兵，方大曾摄于1936年12月。
绥远战役打响之前，阎锡山发布作战序列命令，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担任晋绥剿匪军总指挥兼第1路军司令官，汤恩伯为第2路军司令官，李服膺为第3路军司令官，王靖国为预备军司令官，赵承绶为晋绥军骑兵司令。图为傅作义（左）与赵承绶在归绥合影，方大曾摄于1936年12月。
为了应对日伪军对绥远的大举进攻，南京中央政府很早就进行了调兵遣将。1936年10月，中央军第13军汤恩伯部及骑兵第7师门炳岳部亦奉令入绥参战。蒋介石还决定调中央军第4师、第21师和第89师增援绥远。图为汤恩伯在集宁前线讲话。方大曾摄于1936年12月。
晋绥军的骑兵。著名记者范长江曾描述骑兵奔赴绥远前线的景象：“一队一队的骑兵，头戴长尾的成吉思汗式皮帽，身披短羊皮大氅，白色皮裤，短统战靴，翻皮马蹄袖，毛色大体一致编成的马队，一个个衔尾疾走，人无声，马不吼，但听得‘沙’‘沙’的马蹄声……”
1936年11月15日，在田中隆吉指挥下，伪军两千余人在飞机掩护、山炮配合下，向绥东战略要地红格尔图发起猛攻，绥远战争由此爆发。图为绥远前线的军事动员会，将士面向中华民国国旗和国民党党旗宣誓。方大曾摄于1936年12月。
绥远抗战的规模不大，持续时间也短，但却是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影响最大、受关注程度最高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大致可分为红格尔图战役、百灵庙战役和锡拉木伦庙战役三个阶段。图为绥远前线阵地上的士兵。方大曾摄于1936年12月。
绥远前线防化战演习。防毒面具是由清华大学的教授们紧急赶制出来的，当时共向绥远前线提供了8000副。方大曾摄于1936年12月。
当时在前线采访的著名记者范长江如此描述战场上的情形：“敌人机关枪林牢居山口，如暴雨式的吐出子弹……”图为绥远前线，战场激烈拼杀后遭到破坏的堡垒。方大曾摄于1936年12月。
寒风中在野外午餐的士兵。据方大曾记载，晋绥军骑六团少将团长张培勋介绍说，绥东前线的骑兵们常吃莜面和黑面，偶尔有白面馒头，但士兵们都不愿意吃白面，因为白面贵，他们的伙食花的是自己的钱。对于张培勋来说，盐水煮土豆就是美食了。方大曾摄于1936年12月。
绥远前线的官兵们在邮寄代办所给家中寄信，这是他们唯一可同家人取得联系的方式。方大曾摄于1936年12月。
范长江在战地通讯中写道：“我们的将士在这回绥远战争中，决没有一个人在考虑个人自身的利害问题，大家一致的信念是‘为生存而战争’。不战必亡，战或可生，与其坐而待亡，孰若抗战求生。”野战医院条件艰苦，伤兵常常得不到好的治疗。图为在后方医院休养的伤兵。
民兵在这次绥远抗战中出了很大力，有几次战役都是由军民联合攻打伪军，才取得胜利，因为当地人懂得地势，枪法准，骑术精。每个绥远人必须要做国民兵，分期受训，每期四个月。清早六点便起来上操，直操到十点，下午也要上操。图为绥远前线的民兵训练。方大曾摄于1936年12月。
战争爆发后，绥远各地蒙汉民众纷纷行动起来，或提供情报，或提供住宿，或参与运输，甚至直接拿起武器与政府军并肩作战。图为绥远战区为前线运送物资的平民，方大曾摄于1936年12月。
战争给绥远地区的平民造成了很大伤害。有无辜的平民在战争中死亡，有的人家房屋炸塌，家财尽失，衣食没有着落。图为绥远地区因战火而流离失所的人们，方大曾摄于1936年12月。
绥远地区人们多信仰佛教，很多佛殿庙宇在战争中遭到破坏。也有很少的人信仰天主教。绥远抗战第一战红格尔图之役的交战地，便是著名的天主教村。神职人员和教民们拿起武器，与政府军一道抗击来犯之敌。图为在红格尔图天主教堂内躲避战火的孩子们，方大曾摄于1936年12月。
当绥远抗战爆发后各地民众纷纷组织救国团体与武装力量，如救国会、后援会、义勇军、宣传队、救护队、慰劳队、募捐队等，掀起援绥抗日的热潮。图为赶赴前线进行慰劳活动的山西各界代表抵达集宁车站。方大曾摄于1936年12月。
1936年12月19日，绥远战役结束，我军取胜。1937年3月15日，“绥远抗战阵亡军民追悼大会”在归绥大青山下的烈士公园内举行。这一天，南京国民政府通令全国一律降半旗志哀。图为绥远军民庆祝战斗胜利。方大曾摄于1936年12月底。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方大曾成为国内最早报道前线战况的摄影记者。图为守卫在卢沟桥阵地上的中国士兵。李公朴保存的全民通讯社照片，疑为方大曾所摄，现藏国家博物馆。
早在1936年，方大曾就耳闻过日本人以夺取北平为目标的演习。图为守卫在卢沟桥阵地上的中国士兵。李公朴保存的全民通讯社照片，疑为方大曾所摄，现藏国家博物馆。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遭到炮击的宛平县政府。李公朴保存的全民通讯社照片，疑为方大曾所摄，现藏国家博物馆。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天津日军紧急调动。李公朴保存的全民通讯社照片，疑为方大曾所摄，现藏国家博物馆。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受伤的中国士兵。李公朴保存的全民通讯社照片，疑为方大曾所摄，现藏国家博物馆。
华北危急期间，北平学联在暑假期间倡办西山大露营，邀请进步教授和知名人士给大家讲政治形势和青年思想问题。傍晚时营火熊熊，歌声阵阵，学生们受到爱国主义精神和进步思想的陶冶。图为北平学生暑期露营活动，方大曾摄于1937年。
1937年9月，方大曾在保定采访时失踪，时年25岁。他留下的底片，经过八年抗战和文革，有的损毁，有的失而复得。2006年，837张底片由其家人捐赠给国博。国博从2015年7月7日到9月30日举办《抗战与文艺》馆藏文物展，其中包括方大曾的摄影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