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1938年来到中国后最初的身份是特工，以大学教师的身份掩护自己。后来在中国当过记者，最后成了为共产党培养外语人才的国际友人。他和妻子伊莎白在1941年伦敦遭受空袭后回国服役，1947年重返中国，从此一直在中国生活。图为1948年大卫与伊莎白在华北农村。
大卫·柯鲁克1938年最先到达的地方是上海，此前他是西班牙国际纵队的一名特工。他在上海对外身份是圣约翰大学的文学教师，实际上则是监视一名托派记者的国际特工。他在工作之余拍摄了几百张照片。图为上海城市警察对从码头上岸的工人进行搜身，检查是否携带鸦片或武器。
大卫·柯鲁克在上海教书、监视、拍照，上海的繁华让他感到愉悦。同时他也为普通人的贫穷、乞丐的悲惨境遇、女性所受到的压抑以及这座城市里的种族不平等感到震惊。图为上海街头卖糖的男孩。
此前，大卫·柯鲁克怀揣10个先令来到上海，下船后才发现这点儿钱根本不够花。幸好，甲板上的中国通告诉他在上海，肤色与信用之间的秘密：白人不付现金，只打白条，月底一批白条送到你面前时再结清。图为上海街头，摊主用街上捡来的烟头做香烟，再卖给苦力之类的人。
同时，薪水也由肤色、国籍、种族决定。在圣约翰大学，薪资金字塔的顶端是英国人、西欧人、北美人，南欧人次之，然后是白俄人，再然后是欧亚混血。最后，金字塔的底端是中国人。图为街头牙医正在给人看牙。
圣约翰大学里的学生不少来自富裕家庭。曾经有一位学生运动员贪恋校园里的种种快乐，迟迟不毕业。学期快结束时，这位学生拜访了大卫，临走时慷慨地送给老师一条真丝领带。大卫收下并礼貌地表示感谢，最后认真地批改试卷，毫不留情地给了不及格。图为上海街头书店。
上海小巷，人们围观街头打麻将。
大卫在上海拍摄了很多苦力的照片，拉黄包车的、当搬运工的、正在吃饭的……大卫当年在图说中充满同情的描述：他们是“干着本应由汽车完成的活儿的男人们。”图为在商户窗台上睡觉的苦力。
挑着东西的苦力。
大卫·柯鲁克来到中国时，上海已经沦陷，公共租界成为日军尚未进入的“孤岛”，从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到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一时期被称为上海“孤岛时期”。这是英租界跑马厅的赛马场景。
上海跑马厅位于英租界，是远东最好的跑马场。二三十年代，是上海跑马厅的全盛时代。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租界，跑马厅也被日军占领。跑马是西方人喜欢的运动。图为赛马场里的外国观众。
1938年中国人正通过由日本海军哨兵把守的日本租界入口。中国公民必须脱帽、鞠躬、出示通行证。
1940年夏，与自己所属的特工组织失去联系后，大卫离开上海，在南京大学找了一份教职工作。当时南京大学已迁至抗战大后方成都。在那里，他遇到了传教士的女儿、加拿大籍的妻子伊莎白，当时喜欢人类学的伊莎白正在四川进行田野考察。图为成都遭遇日本空袭，人们向乡村转移。
在成都，从1940年到1941年，漫漫长夏里每个晴朗的日子都会发生空袭，而这类场景在发生空袭的每一天都在上演，因为这座位于极其肥沃的成都平原上的城市不适于建造地下防御工事：地下一两英尺处就是地下水。图为“移动饭馆”的老板急匆匆向郊外走去。
载着避难人群的黄包车队走出了城墙，向郊外进发。黄包车夫利用空袭的机会猛抬价格：平日里价格往往是通过一场长长的讨价还价谈定的，车夫们的日子可不好过。空袭对他们而言是幸事。
1941年夏天，大卫·柯鲁克和伊莎白在成都订婚，然后双双回到英国，大卫参加了皇家空军，伊莎白也在部队服役。直到1946年两人才在伦敦团圆。图为成都，躲避空袭的人们，他们把值钱的家当都带在身上。
1947年10月，大卫和伊莎白带着英国共产党的介绍信，回到中国，几经周折后，大卫作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临时司机，开着吉普车把一批物资运到解放区境内。他们留在了解放区，在河北省邯郸市十里店村考察土改。大卫在十里店拍下了近千张照片。图为十里店村的南门。
首先令他们惊讶的，是村民的贫穷。伊莎白的打字机吸引了孩子们，他们围着这个新鲜物件看啊看，还喜欢用手摸摸。十里店没有商店，只有一家小饭馆，只供应一道菜——大羊汤。十里店缺水，伊莎白说“我不记得村民们浇地，他们种地几乎就靠下雨。”图为寨上西阁内墙上的宣传画。
类似乐队这样的事物又为令人压抑的闭塞生活抹上了亮丽的色彩，伊莎白说：“他们排练的曲子，就像爵士乐！”
这是十里店土改工作队部分队员。从左至右：吴舫、何燕凌、冷冰、罗林。吴舫（左一）是工作队中唯一一名女队员，她是《人民日报》的一名记者。冷冰（左三）是工作队里负责党的纯洁性的队员。整个工作队由人民日报的记者加两名农民组成，所有成员都是共产党员。
伊莎白回忆：土改期间所有重要会议都在村子的庙里进行。在土改中，群众路线是由土改工作队执行的。他们做的每一件事都会写进报纸里，无论对错。报纸每个村子都能看到。一切都很民主，什么事都是所有人都参与。图为土改工作队和村民们一起在村庙里开“农会成立大会”。
在大院子里把斗争果实都展示出来，人们选好了想要的东西后拿去核对，然后就可以带回家了。这是土改接近尾声的一个阶段。当自己的东西被分配的时候，地主们不在场。图为在分浮财现场进行挑选的村民。浮财是土地改革时期，地主和富农所拥有的金钱、粮食、衣服、什物等动产的统称。
“大卫曾经问孩子们，为什么不洗手啊？你们的手太黑啦。孩子们说——当时是冬天——洗手的话，手会皴的。大卫问，为什么不涂一点儿擦手油呢？他们说，我们没有擦手油。大卫又问，为什么不用一点儿猪油呢？他们说，没有猪油。”图为土改后分得了“浮财”的孩子。
1948年大卫和伊莎白做出了长久留在中国的决定。他们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邀请，为之培养外语人才。建国后他们历经多次政治运动，大卫文革期间甚至过了五年监狱生活。他们一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直至退休。大卫2000年去世。图为选好了自己想要的“浮财”的村民们在清点处“结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