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先进的西方到落后的东方，摄影进入中国的时间并非如想象中那么漫长。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始，随着坚船利炮打进国门的除了西方诸国列强，还有他们手中的照相机。我们也许一直诅咒西方人手中的洋枪洋炮，但也应该感谢他们手中的照相机，不管当时拍摄者的意图何在，正是他们帮我们拍下了那段历史。我们所看到的这组图片，佐证了中国一个翻天覆地的历史变革时期，这是一个曾经令国人痛苦不堪，而又被迫打开国门的动荡时代。

这组照片的很多作者都已无从考证，有记载的图片多为西方摄影师拍摄。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也许只有他们才有更多机会和特权站在人群前面、站在战争的火线之外拍摄。

于勒·埃及尔（Jules Itier,1802-1877）是迄今所知最早来中国拍摄照片的外国人。1844年，他以法国海关总检察官的身份来华，并用达盖尔银版法拍摄了两广总督耆英的肖像照、广州码头、澳门街景等照片。费利斯·比托（Felice Beato,1833-1907）是第一位来到北京拍摄的外国人。1860年，这位意大利人作为战地摄影记者跟随英法联军参与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并因此来到了北京。出于侵略战争宣传的需要，比托拍摄了大量战争场景的照片，尤其以“失陷的大沽口炮台”系列组照闻名于世。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1837-1920）是中国摄影史上举足轻重的一位西方摄影大师。出生于苏格兰一个烟草商家庭的他，于1868-1872年在中国台湾、内陆拍摄。与随帝国主义侵略军而行的埃及尔、比托不同，汤姆逊的中国行程没有教会任务，没有外交使命，没有军事目的，也没有商业利益驱动，他完全以一种对中国的热爱，对东方文化的好奇和对不同人种文化的偏好，以人类学、社会学的眼光进行拍摄。

在这些辛亥革命前后拍摄的照片中，拍摄的技术和手法不尽相同。19世纪中的照片有些明显是湿版摄影，而20世纪初则既有湿版摄影也有干版摄影。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摄影技术发展很快，同时又是发展极不平衡的，各种技术也许刚一发明就成了旧技术，新旧技术同时并存发展。

1839年，摄影术最早发明时达盖尔先生用银版。在抛光的银表面刷碘，再用水银熏蒸显影，在那个金属开采提炼困难的时代这是非常昂贵的。那些被摄者在椅子上慢慢忍受时间的煎熬，也许最后的成像质量并不能尽如人意。但有意思的是，因为只有银表面薄薄的一层参与成像，银版图像精细到可以用显微镜观看。精美、贵重与唯一是它无与伦比的魅力。

1851年湿版被阿彻先生发明出来，在玻璃上由火棉胶表面附着银构成图像，可以直接在黑背景前看，也可以透光在纸基做蛋白映像。这个成本低多了，摄影术大量普及，而且速度比银版快，在阳光下只需三五秒即可。唯一缺点是在拍摄时需要较大的暗房，现涂现照现洗。当时的人们想在公园里拍一张照片，除了苦练扎实的摄影功底，还得带上沉重而庞大的摄影器材和后期暗房，非常的不方便。

1871年，在各国政府高悬的赏金下干版终于被发明出来，这是摄影首度进入大工业时代，可以用工厂量产的干版玻璃。摄影师可以只背个相机和底片就出门，随到随拍。慈禧那些旧影就是被皇家御用摄影师勋龄用干版摄影拍下来的。缺点是要多大照片就得有多大的照相机，想要张水彩画那么大的图片就得带上沉重的器材。接下来摄影进入高速发展时期，1888年伊斯曼先生用赛璐璐取代了玻璃做基材，历时百年的胶卷时代来临，1906年土豆淀粉法把彩色映在了纸上，图像终于接近我们的亲眼所见。而每一个新技术出来后，都会有一个老技术缓慢地消亡。摄影技术的迅速变革，恰巧见证了我们从晚清到辛亥年间经历的伟大社会变革。由此，不论当年这些摄影师拍摄目的是什么，留存的每一幅珍贵历史照片都是一本真实的历史书，值得我们现代人观看。

1872 年，弓箭手。此时欧洲已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火炮和步枪已大规模装备于军队，而中国的兵士仍以长弓羽箭为最基本的武器。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摄

1881年，中国制造的第一辆简易蒸汽机车“中国火箭号”。1881年唐胥铁路通车时，唐山开平矿务局工程处中国工人凭借时任工程师的英国人金达（Claude Willia m Kin der, 1852—1936）的几份设计图纸，采用矿场起重锅炉和竖井架的槽铁等旧材料试制而成。佚名摄

1911 年12 月31 日，南京，强行剪辫子。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前一天，南京的军警开始在街头强行剪除路人的辫子，以此宣告清政府的倒台，共和的开始。 佚名摄

1911年10月，汉口，执行任务的清军侦察兵。现代化训练和装备的侦查骑兵是清末编练的新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训练水平在实战中得到检验，为清军提供了重要的战地情报资料。丁乐梅（Edwin John Dingle）摄

1911年，战火中的村落。丁乐梅习惯用干版底片和胶片，这张用胶片拍摄的战争场面很有现场感，摄影技术的发展让摄影师拍战争题材成为可能。丁乐梅（Edwin John Dingle）摄

1904— 1905 年，加州鹰岩（Eagle Rock, CA），训练中的“维新军”。1899 年，康有为在美国成立“保皇会”，亲任总会长，梁启超任副会长。美国人荷马李（Homer Lea, 1876—1912）支持康梁保皇活动，被康有为封为“大将军”。1904 年11 月，荷马李在洛杉矶成立了“西方军事学校”，为康有为、梁启超保皇党的“维新军”提供军事训练。佚名摄

1911年10月，汉口，革命军炮兵变换炮位。京汉铁路南端的刘家庙车站是火车总站，有很多可以作为掩体的建筑物。革命军正赶着骡子变换炮位，左臂上系的白布是革命军区分敌我的标志。丁乐梅（Edwin John Dingle）摄

1912年2月15日，南京，孙中山等谒祭明孝陵。清帝退位三天后，孙中山一身戎装携南京临时政府官员谒祭明孝陵。前排左三为南京临时政府南京卫戍总督徐绍桢，左四为陆军总长黄兴，左五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左六为海军总长黄钟瑛，左七露半张脸的是教育总长蔡元培。一个月后，临时政府即宣告解散。佚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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