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接管和关押的日本战犯达1109名，分别关押在抚顺和太原。对于这批战犯，周恩来指示要给予充分优待，目的是“抓紧开展认罪悔罪教育，将他们逐步改造成为反军国主义的、为中日友好事业服务的新人。1964年，最后一批战犯被释放回国。
1945年8月9日，苏联发动远东战役，攻入中国东北。8月15日，在东北的日军向苏联红军投降。随后，这些军人中的战犯被关押在苏联西伯利亚。1949年，斯大林提出将这些日本战犯移交给中国。 图为向苏军投降的日本军人。
1950年7月，969名战犯被移交给中国，关入抚顺战犯管理所。抚顺所后又收押4名战犯，加之太原关押的136名，当时中国共关押日本战犯1109名。图为1955年11月，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访华团参观抚顺战犯管理所，战犯们进行歌舞表演。
对于这批战犯，周总理指示：“对他们要采取革命人道主义的改造政策”。图为在一次文艺表演上，日本战犯伊藤孝一（左）和笠实（右）吹奏立笛和尺八。伊藤孝一曾任察哈尔盟张北保安队司令部指导官，参与制造“万全惨案”。笠实曾任山西省临汾县公署财务辅佐官。
周恩来要求在生活上对这些战犯怀之以柔，在生活上给予充分的优待。要求管理人员尊重战犯人格，严禁打骂体罚等污辱行为。图为1956年，战犯冈本铁四郎在画画，他已经画出30多幅油画。
优待最重要的是在伙食上的优待。1960年左右，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战犯伙食标准没有降低，鸡鸭鱼肉管够吃。管理所还给战犯安排了营养师，允许战犯与日本的亲属进行通信、会见，并积极提供方便。图为日本战犯古海忠之的家属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和亲人见面。
1956年8月，抚顺战犯管理所，战犯与家属会面。战犯富永顺太郎的女儿富永美和子（前排左）、战犯城野宏的女儿城野晓子（前排右）和战犯们一起唱歌。此前，富永顺太郎和城野宏在太原战犯管理所被羁押。富永顺太郎曾任华北交通株式会社课长、资业局次长等职，协助日军进行河南作战。
管理所里设立医务室和专职医生、护士，定期为战犯们检查身体，有病及时治疗，还帮助他们镶牙、配眼镜、安装假肢，还有澡堂和理发室，定时让战犯们洗澡、理发。此外，战犯管理所经常组织开展文娱、体育活动。图为1956年日本战犯在下棋。
怀之以柔的目的是感化“魔鬼”，为思想改造创造好的条件。管理所在迫使战犯认罪上采取了学习反省、坦白检举和侦讯三个阶段的措施。在侦讯阶段，少数将校级战犯不肯低头认罪，尉级战犯纷纷起来揭发。图为日本战犯在沐浴。
抚顺战犯管理所建于1936年，是日军为镇压中国抗日志士修建的一所监狱，当时称为“抚顺监狱”。1950年，该监狱被改造成抚顺战犯管理所。图为1955年11月，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访华团在抚顺参观战犯管理所，日本战犯向访华团致意。
1954年，中国宣布对417名日本战犯予以特赦。1956年6月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对铃木启久等45名战犯提起公诉。这45名战犯中，有9名来自太原战犯管理所。太原关押的大部分都是日本投降后参加过反共斗争的战犯。图为特别军事法庭开庭前，被告人进入法庭。
特别军事法庭庭长由贾潜担任，副庭长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审判庭副庭长袁光少将和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朱耀堂担任，下属审判员8人，主审法庭设在沈阳。另在太原也设立法庭。图为1956年7月，审判日本战犯时公诉人及工作人员在特别军事法庭门前合影。
法庭为每名被告指定了辩护人。图为藤田茂与律师谈案情。藤田茂1938年5月到山西参加侵华战争，任陆军骑兵第28联队大佐联队长。1945年3月任第43军第59师团中将师团长，自述曾在济南虐杀俘虏。
在审判之前，这些战犯的命运实际上已经决定：一个不杀。其中原因比较复杂，一份由廖承志带领的侦查处理日本战犯领导小组起草的文件指出，“证据主要靠自供与互相检举的材料”，“证据不全，搜集的材料不够有力，如果他们翻供时就办法不多了”。图为在沈阳审判战犯时的情形。
周恩来亲自做出指示，“将罪行重大的予以起诉审判，多数战犯还是要释放的。对起诉审判的战犯，也只判有期徒刑，不判死刑。”图为1956年6月19日，沈阳，战犯铃木启久、藤田茂、上坂胜、佐佐真之助、长岛勤、船木健次郎、榊原秀夫、鹈野晋太郎接受审判。
1956年7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开庭，审判武部六藏和古海忠之等28名日本战犯。图为溥仪在法庭上作证。右为被告人古海忠之。古海忠之历任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财务处特别会计课长、经济部次长、总务厅次长、企划局长等。
战犯长岛勤供述，从1942年4月-7月，“杀害抗日军人1660名、和平人民970名”，“逮捕了抗日军970名、和平人民250名”，在作战中杀害的方法，除枪毙外，还采取很多刺杀、斩杀、斩首等手段，常常杀害俘虏。图为1956年，长岛勤在法庭上。
战犯榊原秀夫曾任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林口支部长，他供述，“我根据731部队的命令”，“把在支部保存培养着的伤寒菌、A型副伤寒菌试验管2只，带到731部队第一部毒力检定班”，“大约在井里放入一两个试验管，便可以达到屠杀的目的”。图为榊原秀夫在法庭上。
战犯鹈野晋太郎曾在湖北任第232联队任职。他供述：1944年4月，“将……抗日军战士5名（20岁乃至25岁左右，所属37师及132师）和抗日军情报员2名（30岁左右）作为4中队训练新兵刺杀的活靶。”图为鹈野晋太郎在法庭上。
战犯城野宏供述，从1946-1949年，“我参加5次阎锡山所进行的反人民作战，抵抗解放军，给解放军二千几百名的损害，给与居民以巨大的损害与破坏”。图为城野宏（右）在太原的军事法庭上，一同受审的还有另外8名战犯。
这45名战犯被判处8至20年有期徒刑，刑期一律从被俘之日起算。武部六藏历任关东军总长、日本企划院次长、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但因身患重病，在判决第二天即被释放。图为1956年7月，军法中尉娄玉向武部六藏宣读法庭裁定书。
没有判刑的1017名战犯，被“从宽处理，免于起诉、即行释放”，分三批送回日本。1956年6月21日，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在押第一批日本战犯宣布免予起诉决定书，这批战犯于当日释放。图为工作人员把免予起诉决定书发给战犯。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最后一批日本战犯是齐藤美夫（左三）、富永顺太郎（左二）和城野宏，其中城野宏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另外两人为20年。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提前释放这3名日本战犯。图为三人与中国红十字会的代表谈话。
宽大策略起到了一定作用，回日本的一些战犯组织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对揭露军国主义罪行，促进两国人民友好做了许多工作。图为1964年3月6日，齐藤美夫在裁定书回执上签字。后左是富永顺太郎，右二是城野宏。至此，在中国关押的日本战犯全部释放。
战后审判中，日本甲级战犯共28人，其中7人被判处绞刑，后来有14人被合祀于靖国神社；乙级、丙级战犯5416人，其中937名战犯被处以死刑；新中国诞生后，接管和关押的日本战犯1109名，分别关押在抚顺、太原两地，1956年共45名战犯接受新中国的审判，分别判处有期徒刑8-2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