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0年代起，中国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以统购统销政策为起点，从经济上把农民固定在农村。之后，又辅助以严格的户籍管理，在制度上限制人口自由流动。从此，中国逐步形成了城乡二元社会。吃“农村粮”与吃“商品粮”的人形成了两个阶层。
1950年，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和房屋，他们脸上绽放出发自内心的笑意。他们想不到的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不得离开自己的土地。图为青海民和县的农民高举土地证，庆祝土改完成。
禁锢并非一开始就有。最初几年，城乡之间没有户籍壁垒，人可以自由迁徙。1949 年城镇人口5765 万，到1953 年上升到7725 万。“一五”计划上马后，又有一批农村人进城，成为新工人。图为1952年，头包羊肚子手巾的山西农民进厂当工人。
要建立起一套新的户籍制度，必须要进行人口统计。1953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为人口普查提供了契机。结果为，当时全国人口约为6.02 亿，其中城镇人口约7725 万，农村人口约5.05 亿。图为1953年，北京西单地区派出所在进行选民登记。
第二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在城市中已经有生活基础的人，都可以成为城市居民。图为1954年国庆大游行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花车经过天安门。
城镇人口的增加，使城市粮食供应出现紧张。更为重要的是，从1953年开始，国家开始实施重工业优先的苏式工业化战略。为了从农业提取积累，政府采取了统购统销政策，骤然拉大工农业剪刀差，牺牲农民的利益来促进工业发展。图为黑龙江交公粮的农民。
“统购统销”就是由政府统一分配收购上来的农产品，农民的粮食只能按照规定价格卖给国家，而不能卖给商人。从此，中国社会有了商品粮、农业粮之分。图为农民交公粮。
到了1954 年，统购统销已经不仅限于粮食，油料和棉花等也都被纳入其中。图为1965年，南京市民拿着猪肉票排队买凭票供应买猪肉。
计划经济体制一步步确立起来，中国进入票证时代，国民的一切生活用品都要凭“票”购买。图为1958年，人们在南京六合县供销社凭布票买布。
“统销”分配的依据就是户口。政府一方面是在城市关住城门，用户籍制度保证城市居民的食品供应；一方面是在农村拴住农民的腿。通过农业集体化，把农民组织到农业合作社中，拴在土地上。图为五十年代农民报名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
户籍制度的重要性凸显出来，具有了城乡二元管理的特征和保证国家工业化积累的新的“纳贡”功能。1958 年1 月，国家出台了《户口登记条例》，标志着中国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的正式建立。图为大跃进期间，人民公社大办食堂，社员一起吃“大锅饭”。
对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定型最为关键的因素是“大跃进”运动。《户口登记条例》出台后，并没有发挥限制人口流动的作用。“大跃进”兴起后，大量农民被招工进城。失败后，大部分人又被压缩回了农村，国家开始实施严格的户籍制度。图为大跃进期间，工人们奋战炼钢。
此后，社会主义中国的一切福利待遇，不管是公费医疗、退休金，还是产假、丧葬抚恤，都成为城市居民的特权。这种因户籍而产生的身份差别是“世袭”的，吃“农业粮”的农村人与吃“商品粮”的城市人成为两个阶层。图为1959年南宁市民到派出所报户口。
农村人口已很难在城市落户，但城市已有人口还是太多。政府效仿苏联做法在1955年开始“上山下乡”运动，让城市里的中小学毕业生去参加农业生产。这个运动在1968年达到高潮。图为1969年，北京火车站，人们挥舞着毛主席语录送知青奔赴陕北插队落户。
知青们奔赴新疆、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农垦，很多人都是背着父母毅然决然地放弃城镇户口，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重新落户城镇比登天还难。图为1973年，山东章丘县七下乡知青王金花和于爱菊学习《实践录》。她们的草帽上写着“扎根农村干革命”字样。
到70年代后期，知青们通过请愿、罢工、卧轨甚至绝食等方式强烈要求回城，其中以西双版纳抗争最为出名。图为1983年6月，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抱着娃娃的年轻父母前来买各类课本或参考书，这其中大部分是回城知青。
1977年11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首次正式提出严格控制“农转非”，要求把市镇无户口的人员基本动员回农村，之后又提出每年“农转非”人数不得超过现有非农人口的1.5％。图为湖南益阳某居委会门前张贴的关于‘农转非’名单公告。
改革开放后，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出来，要在工商领域寻找新的出路。当时国家的政策思维还是在简单的保护城市上面，对农民进城是限制的，最初的政策是“离土不离乡”。图为陕西铁路线上“扒车族”。
1984年，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农民进入城镇落户问题的通知》，文件规定，有经营能力、有固定住所或在乡镇企业单位长期务工的，公安机关应准予落常住户口。这无疑是一个里程碑，给了部分人以“迁徙自由”。图为1990年，辽宁沈阳红旗广场的外来打工者。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成千上万农村劳动力涌向沿海城市务工经商，尽管他们有机会在法律上进行登记，比如通过“自理粮户口”和试点城镇户口，但在很大程度上被限制在了社会福利较少的城镇。图为1992年湖南澧县涔南乡户政室在为农民办理流动人口登记手续。
但是，在九十年代以前，更多的进城打工农民被称为“盲流”。在全国的“盲流大军”中，还夹杂着一支躲避计划生育政策的“超生游击队”。这是1989年，在北京火车站的一位四川妇女，她把4岁的女儿放在婆家，同丈夫一起北上，想去内蒙古再生一个儿子。
农民进城打工，必须三证齐全，即身份证、暂居证和用工证明，三者缺一不可，否则会被收容遣送。图为1996岁末，北京朝阳警方集中警力清查没有合法手续和有效证件滞留北京的“盲流”。
在城市里，农民工的生活环境非常恶劣，他们常常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却不能按时拿到工资；他们为城市建设服务，却被归为“暂住人群”，没有多少保障和城市福利。图为1992年，海南海口，农民工卧室，60个民工挤住在10平方米的房子里。
除了农民工，为一纸户口发愁的还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在大城市里工作的人群。随着高校扩招，毕业生越来越多，他们在大城市里就业、纳税，却无法享受平等的教育、医疗、住房等福利待遇。图为1993年广州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供需见面会现场。
户籍决定命运。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发生过太多因户口而命运迥异的故事，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这样的故事有关生和死。在改革开放后，因户籍结不了婚、因为无法上户口而摔死亲生骨肉的事件时有发生。户籍，是到了该改的时候了。图为1994年，几个农民工来到天安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