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进城后,先是实施军管,随后是镇压反革命运动,恢复了城市秩序。新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为镇反运动提供合法依据和量刑标准。镇反期间共杀反革命分子71万人。图为东北某地群众控诉反革命罪行大会。
毛泽东最担心的是各级干部经不住金钱和享乐的诱惑。1950年10月,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大量的贪污浪费现象。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图为1951年2月,最高法院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召开公审大贪污犯大会。
在“三反”运动中,天津官员刘青山、张子善因以权力谋金钱被揭发出来。他们于1952年被处以死刑,成为中共建政以来最早因贪污被杀的官员。该案也被称为“共和国第一贪污案”。当年中国尚无刑法,毛泽东发动“三反”运动,是以运动的方式反腐。
有统计显示,“三反、五反”运动中,全国有超过18万人被捕,近12万名党员被开除党籍,13万多人非正常死亡或伤残。这里的非正常死亡,包括被迫自杀、在刑讯逼供中被打死,或在监狱、劳改中被折磨致死。图为“三反、五反”审判现场。
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府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施政方针,直到1954年才诞生第一部宪法。图为1954年9月20日,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全体代表用无记名方式投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当年许多父母给新生儿起名叫“宪法”。彭真曾回忆:“那个时候,中央决定重大问题时,毛主席、周总理常问:是不是符合宪法?”1954年,刑法典的起草工作也开始了。图为1954年国庆游行队伍中人们推着花车“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颁布”。
然而,1957年夏,反右斗争开始了,很多法律界人士都被打成右派。一些法律条文也被人拿出来上纲上线,比如“无罪推定”就受到批判,说是资产阶级的法律思想。刑法典的起草工作因此停顿下来。图为1957年8月,“右派分子”在罪行交代会上。
在“反右”和“大跃进”年代,检察院、法院甚至一度被取消,只保留名称,其领导人带上公章到公安机关联合办公,以政法部的名义代替了公、检、法。图为1960年2月,刘少奇、朱德等接见正在北京出席全国司法、检察和公安工作会议的代表。
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整个中国呈现出了毛泽东说的“无法无天”的局面,仅有“公安六条”等少数治安条例。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难逃厄运。图为1966年9月,哈尔滨,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李范五被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强行剃头。
在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谢富治的煽动支持下,“砸烂公、检、法”成为当时造反派一个主要口号,全国的公安机关都陷于瘫痪,而检察院则被撤销。“五四宪法”名存实亡。图为1978年9月,江苏省武进县法院批斗大会。
到了1975年,检察机关被撤销的事实,得到了国家根本大法宪法的确认。“七五宪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图为1975年4月,福州市东风塑料厂归侨职工,认真学习新宪法。
在法律缺失的情况下,中国主要通过党的政策和最高指示来维持起码的秩序。毛泽东的一句话就可以成为高于宪法和党章之上的“最高指示”。图为1968年8月,北京,空军3759部队指战员,“热烈欢呼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和姚文元同志重要文章的发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法律界掀起了一场“人治”和“法治”的大讨论。1980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此前,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监察庭的起诉书全文发布。6万余人旁听了这场旷世审判。图为审判现场。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对江青和SRB的审判,有17名律师参与辩护。图为审判现场,特别法庭的辩护律师,中为律师张思之,他先被指定为江青的律师,后为李作鹏辩护,最后为李作鹏等人抹掉了起诉书上的七项罪名。
改革伊始,部分地区出现走私、投机倒把等经济犯罪活动。1982年,邓小平在政治局讨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决定》的会议上发表讲话,认为打击经济犯罪“决不能手软,一定要从快从严从重”。1983年,“严打”开始。图为严打时期,游街的“罪犯”。
严打期间,全国共逮捕177.2万人,判刑174.7万人,劳动教养32.1万人。因为犯人过多,公安局不得不借助单位库房充当临时监狱。在严打中,对“犯人”采取游街示众和公开审判的方式。大街上随处可见通缉令、判决公告和五花大绑的罪犯。图为对“罪犯”的公开审判。
严打打击了犯罪,也产生了很多荒唐的案例。四川泸州有一个小伙子和朋友打赌,敢不敢去吻一个过路的女孩儿。他真的去吻了,结果被判处死刑。一个青年因为喝多了酒,在马路边撒了一泡尿,被定为“现行流氓罪”,发配到了新疆。图为山西某地的一次“公开处理大会”上。
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又一个犯罪高峰。1993年9月,国庆节前夕,湖北襄樊举行公审大会,从重从快审结一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严重破坏市场秩序的刑事案件,一批罪犯被判处死刑。这是武警战士在刑场上击毙杀人抢劫死刑犯的一瞬间。
1983年1月17日,上世纪40年代入伍、曾为党和国家作出过贡献的原广东省海丰县委书记王仲,因贪腐堕落被依法判处死刑,执行枪决。这成为改革开放后惩治腐败打响的第一枪。 图为王仲在法庭受审。
近年来,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很多高官落马。胡长清是改革开放以来首个被判处死刑的副省级高官。他受贿合人民币计544万余元。图为2000年2月15日,南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胡长清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