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卡特琳·勒鲁瓦从法国来到越南，她带着一张单程票、一台崭新的徕卡相机、100美元现金。21岁的她身高只有1.52米，体重42公斤，但是她勇敢无畏。她与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一起跳伞，见证了越南战争最惨烈的战役，《助理护士的恐惧》系列照片发表在《生活》杂志上，这张照片上，战地护士弗农·维克（Vernon Wike）正在照顾一位生命垂危的朋友，该系列作品成为战时最有影响力的影像之一。
几周以后，卡特琳·勒鲁瓦受了重伤，在军事医院住了六周，她又回到前线。她因为该系列作品获得乔治·波尔克奖。此后，她为许多图片社报道其他战事，1976年，因为报道黎巴嫩内战，她称为首个获得罗伯特·卡帕金奖的女摄影师。
2005年，她与弗农·维克在亚利桑那州重逢，后者全身都是刺青，她为他拍了一张照片。一年之后，卡特琳·勒鲁瓦因癌症在洛杉矶去世。
20世纪80年代以来，艾滋病已经造成世界范围内超过2000万人死亡。但在这种传染病出现的初期，政府和媒体都将之视为“同性恋的瘟疫”，甚至对其不闻不问。
阿隆·赖宁格（Alun Reininger）是最早拍摄艾滋病人的摄影师。1985年，赖宁格参加了肯·米克斯（Ken Meeks）的婚礼，这是美国最早的同志婚礼之一。第二年，45岁的米克斯迁居旧金山，面临着艾滋病带来的死亡。
接到米克斯伴侣的电话，赖宁格坐飞机来到旧金山。他看到米克斯非常虚弱，皮肤上满是卡波济氏肉瘤引发的病变痕迹。米克斯于三天后过世。“我不想局限于报道米克斯的事情。他是更庞大故事的一部分。他知道我给他拍照时的大环境是艾滋病正在美国不断蔓延。”
赖宁格的照片在美国《生活》杂志发表，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这张照片获得了世界新闻摄影比赛大奖，也称为20世纪最重要的图像之一。
“过了很长时间，美国舆论才开始注意艾滋病，才理解这不仅仅是纽约同性恋群体的问题，”赖宁格20年后接受采访时表示，“人们面对这种疾病表现出来的宗派主义态度和狭隘令人觉得可怕。这是美国历史上的耻辱一页。”
1989年11月9日，德国柏林，墙的倒塌。
1990年，一个早晨，安东尼·苏奥（Anthony Suau）和朋友坐着栗色奔驰车在摩尔多瓦北部乡间飞驰。
“空气很清新，麦田看起来无边无垠……然后，突然间我就看见了他。”有个男人平躺在地上，身上还搭着他的自行车。他睡着了，头很舒服地枕在一捆干草上。他的衣服干净而且裁剪得体，自行车的座位很旧，一个皮包随意挂在车把手上……这个景象让人感觉这个人跟他的单车是一起轻飘飘地倒下来的。
“稍远的地方，有三个男孩在田野里玩扑克牌游戏。在路上，一个农民在牵着他的牛。气氛很宁静，没有任何东西表明我们正处于20世纪末。这个地区的大部分乡村甚至都没有被标入地图。”
安东尼·苏奥让他的朋友停车，车子慢慢地、轻轻地接近这个熟睡的路人，在几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我们盯住了他、他的单车和他的梦。我下了车，拿着我的莱卡M6。我一边朝他走过去一边连续按快门，我知道他随时都有可能睁开眼睛，这幅场景可能永远就此消失。”
镜头里，道路隐约可见，两边的树木渐渐隐去，光线以完美的角度落下来，即强烈，又温柔而充满诗意。“这是一张真正的照片，我感觉它直接印在我的视网膜上，让我所有感官都变得敏锐了。”
苏奥拍了24张照片，回到车上换了胶卷，看了一会儿玩扑克的小孩，说了一会儿话。在这期间，男人一直在沉睡。最后，当他们回到车上时，看见那个男人站起来了。他把枯草从衣服上摘下，骑上了他的单车。
“我没有时间跟他说话了，汽车正在发动。我们分道扬镳。”
1994年12月，俄罗斯出兵车臣。身在拉斯维加斯的克里斯托弗·莫里斯（Christopher Morris）将戒指套上未婚妻的手指，就于次日登上了前往莫斯科的班机，他从那里赶往格罗兹尼。
1995年1月6日，他身处被包围的总统府中心，拍到一名试图逃出总统府的士兵的背影。“我跟着他跑了两百米后跟丢了。他是否成功逃离了？我对此一无所知。”
2005年11月，扬尼斯·康托斯（Yannis Kontos）前往报道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郊区的战争伤残收容营，并在那里遇到了阿布·巴卡尔·卡尔博。因为1999年1月20日受到叛军折磨，卡尔博失去了双臂。
“一个残疾人，身处一个濒临深渊的国家，每天拿着一美元的钱，要怎么才能活下来？”卡尔博允许康托斯走进他的生活，报道他的故事。
等到康托斯完成了他的报道，却发现，鲜有媒体愿意接受这个题材。“这个故事里我们太过遥远，没有人对这个感兴趣。”直到摄影师通过这个系列拿到荷赛奖，各个编辑部才改变了主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