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轿、花轿既是婚嫁礼仪中必备的仪仗，也是娶亲过程中的交通工具。轿子构架简单，只有轿顶和轿厢两部分，均用细竹竿为架子。轿厢平时只有一层红色的“轿衬”，使用时再挂上绣花缎片。照片中的花轿是清末常见的样式，其轿顶装饰华丽，轿围的彩缎上绣满牡丹花图案，四角挂有彩饰和穗子。
清末的满族新娘。新娘身穿团花旗袍，手执折扇，两把头装饰的花团锦簇，珠光宝气。身旁还有穿短褂的年长女佣相随。
民国初年的结婚礼服。新娘头戴凤冠，身着大红绣裙，脚穿配套红绣鞋；新郎身穿双喜字长袍、肩背十字红绸花，这是当时典型的汉族婚礼礼服。
民国时代的传统娶亲仪仗。中国旧式娶亲仪式非常讲究仪仗，传统观念认为仪仗可驱避不祥。照片所摄的旧式仪仗中有一对高达3米左右的立扇，其正中挂有竖条形的“扇牌子”，上面往往书写“富贵满堂”、“子孙万代”等祝词。紧跟在立扇后的是一对3米多高的红缎彩绣座伞。
民国初年的喜轿。喜轿样式以及前后八人的抬轿方式和清末相比没有太大的差别。
民国初年的喜轿。虽然轿围所饰彩缎花色不同，但在轿围下端都绣有相同的“海水江牙”图案。这是传统喜轿所常见的特征之一。
民国初年的喜轿。
喜堂前的两位旗装妇女。从照片中贺喜宾客的服饰可明显看出此照摄于民国时代。但喜堂前的两位娶（送）亲太太却与众不同，她们的袍褂之上都披有大红袍罩，头戴大红钿罩，这是清代“满礼”的装扮。由此看出，晚清的某些旧式迎娶仪式到民国年间仍在流行。
民国时期天津的娶亲花牌楼。传统婚嫁仪式都要在娶亲的大门悬彩：挂彩球、贴喜字，讲究的要搭花牌楼。照片中花牌楼两旁的侧门和沿街墙上也都扎彩饰、贴喜字，如果从照片中右边侧门的上方看去，还可以看到院内为办喜事而临时搭建的“喜棚”一角。
民国年间婚庆时建筑上的彩饰。
“洞房”外的夜景。当时多以纸花组成象征吉祥的“盘长”图案为装饰，在夜晚灯光的映衬下，彩饰、喜字和红布包裹的廊柱五光十色，进一步烘托了喜庆气氛。
婚嫁礼仪中的“送妆——发奁”，民间称之为“过嫁妆”。这是中国传统婚仪的组成部分，由嫁女方操办。
民间习俗往往将嫁妆按类分为若干抬，王府千金，妆奁不能少于120抬，富户小姐也要有64抬或48抬，平民百姓约24抬或16抬以至更少。照片所摄为民国时期天津某官僚之子娶亲时送嫁妆的队伍。
在民国时代“过嫁妆”的行列中，常常可看到各种木器家具，如落地衣架、大穿衣镜和立柜、木箱等，这些家具都用红绳系袢在涂红漆的所谓“寿杠”上，招摇过市。
“过嫁妆”队列中的挂屏，属于嫁妆中的摆设类。挂屏上往往有吉祥含义的祝词和字画，如绘有芙蓉、牡丹花的“荣华富贵图”或绘有梧桐树喜鹊的“同喜图”。
夏日里“过嫁妆”的队列。
天津某官僚之子结婚时的“喜棚”内景。喜棚主要用来设宴招待亲友，其形式和大小主要取决于住宅规模，自然也是主人门第和经济实力的体现。照片上的喜棚高大、华丽，在宫灯和彩饰之间“天作之合”的匾额随处可见。喜棚四壁还安有玻璃窗，棚内光线充足。
喜棚内的小戏台。按照传统习俗，讲究的喜棚内要有办“堂会”的位置，演出昆曲、京剧、单弦等戏曲节目，招待道贺亲友，渲染喜庆气氛。
传统婚嫁礼仪中的部分仪仗。虽然民国时期的迎娶仪式日益简化，但达官贵人、富商巨贾家里办婚事仍力求按旧式婚仪的标准，讲究气势排场。
照片所摄是天津一富户按照传统习俗在迎娶之前，展示喜轿和迎娶仪仗的情景。伞、扇、宫灯等都摆在木制红漆的仪仗架上展示，民间称之为“亮轿、亮执事（仪仗）”。
结婚喜堂前身着绣花软缎礼服的贺喜女宾客。
喜堂前恭送贺轿离开的情景。从照片中可看出虽然喜堂前的男女衣着打扮已是民国风貌，但轿子以及轿夫的服装却和晚清没有太大差别。
新旧中和的婚礼合影。新式结婚的重点在简化婚礼过程，对新人所穿礼服并不限中西。
照片上新郎与伴郎均身穿长袍马褂，新娘与伴娘则身穿旗袍，新娘头上加披婚纱，来宾多为中式服装，个别女宾还身着传统的婚庆绣花礼服。这是两张按西式婚礼习惯而拍摄的婚礼合影照。
新式结婚的洞房。房内布置陈设已相当现代，只有绣花床帷和床边的传统衣橱还保留有旧式婚礼洞房的痕迹。
新式结婚的洞房。房内布置陈设已相当现代，只有绣花床帷和床边的传统衣橱还保留有旧式婚礼洞房的痕迹。
民国天津一官僚家庭的婚礼合影。此照中新娘身穿旗袍，头戴花冠加披婚纱，除年长者外，新郎、伴郎以及年轻来宾均身着西装。新式婚礼已被愈来愈多的年轻人所接受。
民国时代的西式婚礼留影。新娘身着白纱礼服长裙，头戴花冠，披白色头纱，新郎为西式黑色礼服，白衬衣、领带（一般应手持礼帽）。
西式婚礼后，新郎新娘与伴郎伴娘以及牵纱提花篮的孩童合影。
民国名人汪荣宝女儿的婚礼合影。汪荣宝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曾担任过临时参议院议员和国会众议院议员；从1914年到1931年，先后出任比利时、瑞士以及日本公使，属于较早接触西方文化和文明婚礼的上层人物。其女儿的婚礼为典型的西式婚仪，照片背景是一所西式洋房的花园。
